名城褪色

2014年09月09日 14:11
作者:刘伊曼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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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近日被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截至2014年8月21日,国务院确定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已有125座。

  目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无论整体格局还是传统风貌,多有支离破碎,有的甚至面目全非。“历史文化名城”的光环,只不过是对其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的肯定。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司长关强不久前表示,3年前国家文物局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的“名城濒危名单”建议2014年将正式付诸实施,保护不力、破坏严重的名城,将列入名单予以警告。

  2013年1月,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对因保护工作不力,致使名城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的8个城市通报批评。不过,此举并没有引起社会舆论广泛持续的关注。目前,对包括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安徽寿县、河南浚县、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等8个城市的整改复查正在进行中。

  这些被黄牌警告的名城,会被红牌罚下吗?专家们呼吁多年的名城退出机制,是否会因此起步?

  古城真假

  在“纪念历史文化名城设立三十周年论坛”上,时任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点名批评聊城“拆真名城,建假古董”。

  山东聊城是一座古城。尚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是东夷族活动的主要地区。《水浒》《金瓶梅》《聊斋志异》《老残游记》等古典名著中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聊城,从蚩尤到孙膑,从岳飞到傅斯年,都出自这里。

  聊城市现有文物保护单位362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

  1994年1月,聊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成功的一项重要条件,就是东昌湖上那座生息近千年的古城。

  但这块给聊城增加美誉度的国家级招牌,如今却蒙上了阴影。

  大规模古城改造源自2009年

  2012年11月7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出[2012]193号通知,将聊城列在通报批评的第一位,严厉谴责其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行为,责令整改。此前的2012年6月,在“纪念历史文化名城设立三十周年论坛”上,时任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点名批评聊城“拆真名城,建假古董”。

  “整个古城就被拆成废墟了,几乎什么都没了。”中国名城委副主任曹昌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怎么修复呢?当时甚至有专家提出,干脆保留这片废墟,作为人类破坏古城的‘历史遗迹’,以警醒后世。”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数位聊城官员,都低调地表达着委屈。他们认为,当时拆掉的,不是古建筑,不是文物,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建造的破旧老平房,没什么可惜。他们并不是特别了解专家口中抽象的“古城的历史传承和风貌”,其具体载体在哪里,也想不通那些狭窄的胡同、破旧的房屋哪点有价值。

  “拆真建假”的开端要回溯到2009年4月。在“古城保护与改造动员大会”上,时任聊城市委书记的宋远方表示,城市建设不怕破破烂烂,就怕不伦不类。当前,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要求。

  “摆在我们这一届市委、市政府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继续保护下去。为了改善古城区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搞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修修补补也可以。另一种选择是积极作为,实施古城的改造开发,以此作为我市旅游业发展的龙头,带动经济发展,带动老百姓发家致富。”他说。

  宋远方告诉在场的干部和民众,他们之所以要作第二种选择,首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建设强市名城的需要,“是在广泛征求了1.4万古城居民的意见并请高层次专家论证之后作出的决策”。

  对于古城居民的动迁,宋元方也表示,要“以人为本,真情操作”,“古城居民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故土难离,人之常情。他们搬出古城,是对全市大局的维护,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随后,“古城改造”迅速全面铺开。

  “古城的拆迁相比其他地方的拆迁来说算是文明的,但我们很多人其实不愿意搬。政府就天天来给你做思想工作,安置房没有建起来,就让你全家搬走,然后把房子推了。”在古城一座老四合院里住了半辈子的陈金对本刊记者说。直到现在,陈金仍然租房子住在古城里,是学校的宿舍。和他一样租在这里的拆迁户,还有40岁的李珍一家。

  “我们不愿意搬。”李珍说,她觉得这里地段很好,小孩上学也方便。

  李珍向本刊记者回忆,在大规模拆迁之前,古城里也是一片繁华,光岳楼下有繁荣的集市,街坊邻里都很熟悉,还有自己结婚时住的红砖房……2009年之后,家园变成废墟,荒凉了4年。而现在,所有过去生活的记忆正消失于一片新建的别墅群中。

  “腾笼换鸟”的地产开发

  按照2009年的计划,聊城市委、市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总投资38亿元,将古城打造成“江北水城 、运河古都”的标志景区。除了光岳楼等文保单位没有动,民居部分基本拆除。

  但没想到,拆迁进行了几个月之后,政府没钱了。招商引资也没什么进展,那一片古城变成的“废墟”就放在那里,除了沿街一些仿古的商铺外,整个建设基本停滞,直到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

  根据聊城市委、市政府于2014年4月向住建部、文化部所作的汇报,过去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导致了这种错误的发生:一是虽然主观上想做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利用,但对名城保护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把握不够全面,客观上影响了名城的保护;二是虽然在古城保护与改造过程中广泛征求了专家的意见,但听取、吸收专家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还不够充分,也没有按程序逐级上报保护改造方案;三是过于关注改善古城居民生活环境和质量,在对古城保障措施还不到位的前提下,拆迁范围过大,古城街巷格局、肌理风貌的完整性受到破坏。

  聊城市古城保护与改造指挥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本刊记者:“以前老百姓住的房子,确实太破旧了,社区环境脏乱差,连暖气都没通。拆掉这些老居民区,让人们搬进新修的安置小区,也是为了改善民生。”

  古城居民的看法则有些不同。数位老居民告诉本刊记者,这其实是在“腾笼换鸟”——把原来的居民迁走,把地卖给开发商,借着古城的名气和滨湖的优质环境,建高档别墅卖给有钱人。

  陈金说,他家原来260平方米的四合院补偿了约70万元,兄弟几家人分了。开发商建成同等面积的四合院式别墅要卖数百万元,一般老百姓想买回原有的房子,根本不可能。

  陈金家的原址所在地,现在是名为“东昌首府”的楼盘,开发商荣盛房地产公司来自河北廊坊,2009年曾在东昌湖西南拿地200亩,建了聊城最大的一家五星级酒店。2013年,他们拿到了北边“半个古城”的开发权限,获得20.8万平方米的土地面积,其中建筑占地14.6万平方米。计划打造416套湖景豪宅,有联排、双拼、独栋和四合院,建筑不超过三层,均带私家地下车库,容积率为0.69.

  该楼盘的销售人员告诉本刊记者,2005年之后国土部就不再批别墅用地了,房子被湖水和古城墙环绕,聊城也没什么污染,是北京周边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所以这里的别墅极具收藏价值。

  古城南部则被另外两家开发商获得,也是开发低密度的古建筑风格别墅。三家加起来共将有千余套别墅,单套价格从300多万元到1000多万元不等。

  根据《聊城古城保护与整治规划》,古城内建筑总量约60万平方米,这些私家别墅占据了其中的大半。

  以古城保护为开发契机

  新出让土地用于建设低容积率的别墅,是否涉嫌违规?

  聊城市国土局副局长商成伦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政府卖地的程序非常严格,绝对没有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建低密度的别墅也是合法合规的,而且正好是符合了古城保护规划的基本要求——不能建超过三层的建筑,所有建筑不能高于古城中间的光岳楼。

  他说:“国土部禁止别墅供地,主要是针对新增建设用地而言,初衷是为保护农地。而古城原本就是建设用地,原来的建筑密度就不大,都是低矮的平房、四合院。改造过后,容积率就不能高了。”

  “东昌首府”等售楼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这样向本刊记者解释:正是因为有古城保护的“特殊政策”,这里的别墅才能拿到合法的土地证,也因此具有不可复制的价值。

  除了开发房地产,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划,古城的几条主干道还要建成餐饮一条街、工艺艺术精品一条街、地方特色小吃一条街、聊城老文化一条街。在不久的将来,将这里打造成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旅游胜地,恢复旧日的繁荣。

  “我们的古城修复也并不全是商业地产的开发。”聊城市建委新闻中心主任耿永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调查了古城区的文物资源,将各级文保单位、古遗址、古街巷、古民居及历史建筑汇总梳理。比如老粮库、兵器库、县衙,都在原址复原,将古城的格局恢复成历史上原有的模样。”

  耿永立说,自被住建部、文化部通报批评之后,聊城市非常重视,开了多次会,立即整改,非常担心被摘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帽子,商业地产的开发也是为了民居住宅部分赶紧建起来,并且严格依照古城风貌,符合统一规划。

  据他介绍,除了恢复古城,聊城还做了大量其他工作,比如积极开展遴选申报和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并且进一步加大了大运河申遗的工作力度,对市域内的运河河段、沿运河的桥涵闸等全面修缮。“特别是阳谷、临清两县市,投入了上亿元,整治申遗点段周边环境,成效明显。”

  根据聊城市委提出的目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将会摆在重要位置上,打造包括“文化繁荣先行区”在内的“冀鲁豫三省交界科学发展先行区”,努力把聊城建设成为“文化名市”。

  耿永立说,下一步,聊城市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搞好古城保护与改造,全面加强文物保护,加快编制各项专项规划,积极推动公众参与和监督,还要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资金的投入,“从今年起到2020年,聊城市计划投入2300万元,用于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投资8亿元,加强古城外围周边的保护整治。”

  “赵都”的失落与守望

  挽救和保护只是刚刚开始,将来会如何。

  除了煤炭和铁,河北南部的邯郸还埋藏了很多老祖宗留给后人的好东西。有战国古城遗址、数不清的文物,还有神话传说、历史典故、古法陶瓷工艺,以及充满智慧和玄机的民居传统等等。

  而近半个世纪以来,支撑起这座城市发展的,似乎主要是铁和煤炭等能迅速“变现”的资源。

  作为3000年未改名称的赵国故都,这个1994年被冠之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头衔的古城,如今正面临着守护这一头衔的严峻考验。

  2013年1月,住建部、国家文物局通报了包括邯郸在内的八座城市,要求“限期整改”。如果整改不过关,可能被列入“濒危名单”,有被摘掉历史文化名城帽子的风险。

  《瞭望东方周刊》获悉,来到邯郸的检查组,提出九个问题并建议整改。问题包括:没有真正认识邯郸名城的价值特色;古城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受到一定损坏;上报的五个历史文化街区没有真正符合标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状况亟待改善;部分文保单位保护不佳、修缮不当,周边环境需要治理;公布的历史建筑应核实确定;部分历史文化遗产的展示、利用不足;大社历史文化名镇生活环境亟待改善;保护规划编制滞后,保护体系不完善。

  经过一年半的“亡羊补牢”之后,2014年4月底,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复查组到邯郸验收整改成效。

  与其他几个被验收的城市一样,工作并不是到此画上句号,挽救和保护才刚刚开始,将来会如何?

  故都的宝藏在哪里

  刻意去邯郸凭吊怀古的游客张先生告诉本刊记者:“说起来如雷贯耳的地方,看到之后让人失望。比如‘邯郸学步’的学步桥,普普通通;蔺相如的‘回车巷’,就立了块破烂的牌子,两边还开了一些五金家电化工原料之类的商铺……”

  在邯郸市的大街小巷里穿行,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大概很难从千城一面的钢筋水泥中发现曾经繁华的故都痕迹。

  “我们也经历了很迷茫的时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到底需要保护什么,现在才明朗起来。”邯郸市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主任申友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的历史文化保护一直是部门在管,建设部门抓历史文化街区,文物部门抓文保单位,但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传承各不相同,不太好放进一个统一标准的应试答卷中去定义和考核。”

  申友顺认为,邯郸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价值,在于战国故都的历史。赵氏入晋,四卿议政,开中国民主政治前端;从城市布局角度讲,以赵王城为开端的中轴线空间布局传统影响深远;这个地标,也是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历史转折点。

  “但是,战国时期的老街,还能有吗?现在留下来的,最早也是明清的。民国七年,邯郸发大水,连明清建筑都被淹得差不多了,更不要说战国的。战国时期的老街道,都已经埋在地下六至九米深的地方。”申友顺说,学步桥也好,回车巷也好,都是后人借物寄情,“传说”出来的景点,虽然也有传承历史和展示文化的价值,但本身并不是文物。

  在他看来,邯郸被通报批评“有点冤”,因为比起其他很多城市,邯郸没有“拆真建假”,虽然很多地方看起来破破烂烂,保护修缮不力,但至少东西还在,没有被彻底破坏。

  他觉得,古城的保护和建设应该是一个长线任务,需要规划先行,然后一点点“修旧如旧”,不能急于“推倒重来”,更不能直接打包给地产商。

  针对到邯郸检查的专家组提出的“上报的五个历史文化街区没有真正符合标准”一条,申友顺解释:20年前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时,就像是提交应试答卷,是为了得“满分”硬报上去的。“真正符合历史文化街区标准的,就是串城街和新华街,这次也得到确认,并开始抓紧做详细规划。”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名城委副主任曹昌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整改情况来看,邯郸在被通报的八个城市中还算是好的。

  这之前,虽然没有大规模的“拆真建假”,但保护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比如广府古城,原本很有亮点,如果保护得好,可与平遥古城媲美。遗憾的是,城内的传统建筑已被居民改建很多,丧失了完整性。

  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硬门槛设置不合理,一开始就逼着邯郸“交应试答卷”,曹昌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他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三个层次,其中街区和文物是名城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和文脉通过它们来体现,当然很重要。如果连历史文化街区这个基本载体都没有的话,历史文化名城就是不成立的。

  “历史文化街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死古董,并不是要求把几千年前的遗址呈现出来。它是一个动态但又保留原汁原味的东西,体现着传统在这个城市里的传承。就像京剧一样,演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它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历史的遗产。”曹昌智说。

  民间自发的抢救与保护

  邯郸市名城管理办公室主任马士英和副主任郭建华告诉本刊记者,自从被通报之后,邯郸是全国唯一在政府机关序列设置名城办的城市,足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增设了编制,修编了名城保护规划,近期又编制了两个街区的保护规划,并在此基础上正在做修建性详细规划。而在详细规划出来之前,原街区都不批新建项目,确保完全依照科学合理的规划来实施保护。”

  马士英说,“保护不力”确实存在,也得到了政府的正视。比如说赵王城遗址的“龙台”上,因为“风水”好,常年聚集了很多善男信女,搭建各式土庙,有拜观音的、拜财神的……“这些违法建筑都在限期内拆除,但仍有一些人会固执地呆在上面,即便没水没电。”

  所以,如何提高公众的认识和整合社会的保护力量,也成为一个长期的课题。在申友顺看来,名城保护是系统工程,绝不是一两个部门的事,应该是全社会共同意识到并且合力来完成的事。

  申友顺告诉本刊记者,邯郸有很多比较紧迫的抢救和保护任务,都是由民间力量自发完成的。

  邯郸辖区内有众多古城,各自有不同特点。位于邯郸市东北约20公里的广府古城,距今已有2600多年历史。广府不仅是太极拳之乡,也是冀南最大的一片湿地中心的“水上之城”。古城周长4.5公里,墙高10米,厚8米,城内面积1.5平方公里,分布30多条街道。

  虽然政府对古城内的建筑限高,不允许建高层,但大量的旧民居、古建筑已经陆续被当地居民拆掉重建,变成不土不洋的小楼房。

  三年前,当地方政府准备将古城中武家大院的那块地卖掉时,来自石家庄的商人陈绍春着急了,他主动找到地方官员做工作,提出自己出钱修缮和管理,并和政府签了经营协议。

  此后,陈绍春一边筹钱,一边按照大院的原样修复。同时用自己收藏的大量文物作为内饰,将古屋旧宅做场景性的还原。大件有红木浮雕的大床、衣柜、镶玉的屏风,小件有女人的小脚鞋、清代的布匹。俨然一座民俗风情博物院。

  陈绍春告诉本刊记者,这个大院的主人曾是高官,三条轴线的三进院落气势恢弘,自成一体。虽然表面上已残旧破败,但一旦修缮复原,大气顿显,一砖一瓦一步一景都很考究,其价值不亚于著名的乔家大院。然而,东轴线的部分建筑已经被毁,如果这块地再卖出去,像对面的老民居一样被拆光,这宝贵的遗产就彻底没了。

  “一座古城,如果只剩下城墙,里面再无古建筑,那绝对是名存实亡。所以无论如何要抢救和保护下来。”陈绍春说。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邯郸市峰峰矿区。作为磁州窑的发祥地,这里的古街老巷民居有独特的“笼盔墙”,处处有形似馒头的古窑。因为新的制陶工艺不再需要用古窑,所以“馒头窑”和古窑场在近几十年内消失大半,有的被拆掉,有些自己塌掉。据悉,上个世纪70年代,这里还有100多座古窑,现在只剩下40多座。

  磁州窑文化艺术研究会会长郭光华自退休以来,花了大约10年,自己筹资修补和保护剩下的多座古窑和窑场。他在古窑场建遗址工作室,并引进陶艺团队,让保护下来的文物还能继续“活”下去。

  除了郭光华之外,不少当地人也自发出钱出力,在政府没有足够资金投入的情况下,维护着这一文化遗产。

  正在流失的遗产

  在邯郸市涉县北部的太行山深处,与山西省接壤处,藏着一个俗称“刘家寨”现叫“偏城村”的地方。

  这里曾是偏城镇的行政中心,破旧的明清大宅院难掩几百年前的风光。将军和进士的府第门前有考究的拴马桩,飞檐斗拱,雕梁画栋,还有院落里点点滴滴的布局规则,折射着当年的精细讲究。

  对研究古建筑的学者而言,这里处处是宝。不过,它吸引来的不仅是研究人员,时不时还有小偷半夜里带着千斤顶来偷柱基石——随便扛走一块,在古董市场上都能卖上好价钱。

  然而,住在这样的“好地方”,对于寨子里的民众而言并不是什么神奇梦幻的事。相反,四面八方都是危房,交通不便,对居家过日子来说,吸引力不大。

  村里一位独居老人告诉本刊记者:“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搬出去住了,就剩几个老年人,凑合着住在这儿。如果有钱,那些不能住人的老房子,也许早就拆掉建新的了。”

  北面的寨门是明崇祯年代的建筑,在一堆废砖旧瓦的陪伴下,孤零零地守在村口。墙体已明显开裂。

  偏城镇人大主任贾赵全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从2003年开始申报‘历史文化名村’,2009年获得通过。按照规定,国家财政给每个历史文化名城都有260万元财政补贴,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笔钱还没见到。村里有很多处古建筑裂缝越来越大,亟待保护和维修,可是资金比较困难。”

  申友顺告诉本刊记者,修复古建筑,比把房子拆了建新的还要贵,古砖现在卖1.5元一块。让农民自己做这个事不太现实。现在国家对历史文化名村都有财政支持,但不是通过中央财政直接下拨,而是要通过地方报计划,有的就从上交税收中扣出来,如果地方财政比较困难,这个钱可能就没下文了。

  “理论上,对于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应该是国家补贴一点,撬动社会资金投入一点,有产权的个人再出一点。关键是这个钱后期怎么跟上,怎么用,都是需要讨论清楚并完善管理的。”申友顺说。

  没有讨论清楚的东西还有很多。

  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究竟应该怎样保护,大到立法原则——比如说古城究竟是不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能被改变到什么程度;小到一个古城古镇古村落究竟应该怎样修缮和重建。

  对于这些,学界、业界内争论不息,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也在探索中踌躇迷茫。

  而散落在各个城市村镇中的历史文化瑰宝恐怕无法等待,在持续不断的争论中,它们正在默默消逝。

  历史文化名城又到十字路口

  ——专访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名城委副主任曹昌智

  如果真要摘帽子,戴帽30年后“算总账”的话,50多个抽查到的城市里,至少能摘十几个

  在专家眼中,相当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已经名不副实。

  “如果真要摘帽子,在戴帽30年后算总账的话,50多个抽查到的城市里,至少能摘十几个。”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名城委副主任曹昌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说,值得反思的是:30年来我们到底出台了多少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研究了多少公共政策?发展和保护的思路有没有厘清?

  大多支离破碎

  我国对历史城市的保护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当时,围绕首都北京规划建设的探索,开启了新中国探索历史城市的保护之路。

  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年后又将保护对象覆盖到了历史文化街区和名镇、名村。

  30年后再回头看,虽然成就瞩目,但是问题突出、形势严峻。

  曹昌智告诉本刊记者,30年间,我们的保护意识和监管体系都是有缺失的。以至于2012年的大检查结果触目惊心。不仅仅是通报的8个城市,根据检查组和相关专家掌握的情况,其他城市普遍存在问题。

  最大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历史环境的肆意破坏上。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古城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的基本构成要素,其物质空间形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起居生活形态则是传承当地特色历史文化的鲜活标本。

  一旦历史街区遭到严重破坏乃至完全消失,名城也就失去了本来的历史文化特征。令人惋惜的是,目前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无论整体格局还是传统风貌,大都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以至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光环,只不过是对其曾经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的肯定而已。

  林徽因曾无奈地感叹:“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实不幸被言中。

  名城典型病

  曹昌智介绍,“历史文化名称”的第一种典型“病症”是“拆真建假”。

  按照《名城保护规范》规定,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界线以内,需要保护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建筑用地面积,占保护区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应该在60%以上。

  但现实情况是,在很多地方,保护规划所划定的历史文化街区已被蚕食殆尽,或改变了建设用地的性质,充斥了大量仿古建筑和不协调建筑。有的城市领导者一拍脑袋就作出决定,将民众全迁出来,原来的东西统统拆掉,全部新建。

  第二种“病症”是“过度开发”。

  有的地方甚至把城市总体规划和保护规划早已确定的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棚户区”,列为政府的“民生工程”和“重点项目”,大拆大建,进行房地产开发和商业开发。

  在方兴未艾的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热中,一些城市和村镇并非为了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而是希望通过打造国字号文化品牌,实施房地产开发和旅游开发。

  这种破坏现象,越是在经济发展快的地方,越是在领导直接干预具体项目的地方,越是严重。有的古城虽然古建筑得以保存,但是过度商业化也使城市失去了原有的民俗风貌。

  第三种“病症”是“孤岛式”保护。

  把周边的东西都拆了,只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如一些著名的古楼、重要的会址等等,破坏了文物环境的整体性。

  第四种“病症”是保护意识和措施“贫血”。

  一些地方,或是思想没意识到,甚至熟视无睹,或是有些意识到了,却不知道怎么保护。

  曹昌智说:“你问住建部,住建部说就按照保护规划。保护规划需要投入很多资金,但是投入之后没产出。列入名城保护的城市有很多都是经济比较差的,资金缺口是一个大问题。政策性的专项资金不足,也造成难以为继的尴尬。”

  要不要“摘帽子”

  曹昌智告诉本刊记者,2012年的抽查,就是想查出一批破坏严重、保护不力的城市,提出整改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如果不到位,复查后就报给国务院,先列入“濒危名单”,再摘掉历史文化名城的头衔。

  从整改复查的情况看,有的城市,真正有价值的古建筑和老街区都已经被拆光,整改都无处下手。如此,“文化名城”的帽子是摘还是不摘?

  曹昌智等多位专家的顾虑是:真的摘了帽子,可能一个城市目前仅存的一点东西,地方政府也会索性不要了,彻底没了顾忌。

  一个城市文化品牌的维系和经营,不是三五年就能出成效,“威胁”地方政府要“摘帽子”, 有很多地方主管官员首先考虑是自己的“帽子”会不会因此受影响,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去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检查不是目的,而是敦促的手段。所以复查之后,专家组对很多城市都没有给出明确结论,只是说‘以观后效’。”曹昌智说。

  在他看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再次到了十字路口。

  上一次是在“文革”以后,大量的古建筑遭到破坏,但那时基础还不错。而现在形势要更严峻。城市化的浪潮中,GDP的召唤下,有很多人从思想认识上就把遗产的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有些人认为这些文物就算保留下来了,也都是破破烂烂的,不能体现经济发展,还阻碍市容市貌的改变。”

  他认为,过度开发带来的人为破坏,比建国以来任何历史时期的破坏都更严重。

  “古城是有生命的,不会一成不变,和其他的‘死文物’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要搞明白,哪些东西应该被保留和传承,同时怎样用传承下来的文脉和文明去推动一个地方的发展。”曹昌智说,“现在往往只从技术层面看问题,123个文化名城都做了保护规划,为什么很多都执行不下去?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名城保护轨迹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像虎口夺食一样不容易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起步于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

  1980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文物局、国家建委《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求报告》中指出了当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比如,重要古建筑被机关、部队、工厂、企业所占用;在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周围修建很不协调的新建筑;对古建筑“改旧创新”等等。

  这份报告突出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与此同时,一些熟悉国外历史城市保护情况的专家学者提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设想。

  在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的提议下,1981年12月,国家建委、国家文物局、国家城建总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报告》。三个月后,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北京等24座城市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开端。

  1986年12月,国务院又公布了上海等38座城市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1月,再次公布了哈尔滨等37座城市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为了控制数量与质量,此后的名城认定采取个别增补的形式。

  据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同济大学张松教授介绍,就已经公布的名城数量、规模、分布和类型而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堪称世界之最。

  保护与发展并无对立

  据张松介绍,虽然较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保存较好的欧美、日本等国而言,我国起步稍晚,但由于当时许多古城风貌犹存,从1982年开始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不算晚。

  已故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景慧曾表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初衷,就是设立一项保护措施——从城市角度保护文化遗产。

  1983年2月,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市规划局和文化部文物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明确强调,“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基本概念反映了城市的特定性质,作为一种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应当在城市规划中体现出来,并对整个城市形态、布局、土地利用、环境规划设计等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一由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质”引领城市方向的思想,后来被融入对名城审定的“三条原则”中,分别是:

  第一,不但要看城市的历史,还要着重当前是否保存较为丰富。完好的文物古迹和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第二,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是有区别的。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面貌应保存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

  第三,文物古迹主要分布在城市市区或郊区,保护和合理使用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对该城市的性质、布局、建设方针有重要影响。

  上述三条审定原则显示,在中央层面的政策初衷上,保护与发展并无对立。

  批准是为了“加锁”

  相对于第一、二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许多专家指出,第三批的情况较差,“许多城市在当时评选中就不完全符合‘三条原则’。”

  据王景慧回顾,1982年公布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并没有给“历史文化名城”下定义,也未说明条件。而首批24个城市确实是有整体的历史文化价值,保存也较为完好,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没有什么争议。到1986年的第二批,部分标准才制定出来,但由于一些概念模糊,选拔认定还是采用定性的“比较级”。

  而据张松教授介绍,第三批名城公布时,一些问题已经暴露出来,许多名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违反城市规划法规,古城风貌和历史遗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古城保护专家、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选拔和审批,一方面是为了肯定,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够为遗产“加锁”——借助名城的“帽子”促进保护,约束地方的破坏行为。

  因此,1994年的第三批国家级名城审批的请示通知上,特别增加了“加强保护管理”的表述,明确要求除了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还应当有两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才有资格参加评选,并强调要从严审批,对不按规划法规保护、失去名城条件的城市,“要撤销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而名城保护的立法和制度建设一直在艰难中前行。虽然在2000年以后陆续也有十来个城市获批“国家级”,但具体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直到2008年才正式出台,为申报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数量、等级、保存状态以及配套的管理措施给出了相对明确的评分依据。

  名城保护如同虎口夺食

  住建部原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名城保护目前仍旧存在如片面追求土地价值导致遍地拆卖、文物保护代替名城保护损失整体风貌、旅游开发代替名城保护致目光短浅、拆真名城建“假古董”行“开发式破坏”之实等四大严重问题。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可归结为保护意识薄弱、维修经费缺乏、名城保护与土地开发的利益冲突、基础研究薄弱、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体系尚未健全等“传统弊病”。

  2013年1月,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除了通报河北邯郸等八个城市,还透露,现有历史文化名城中约90%保护不力,相当一部分已名存实亡。

  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已经明确所在地各级政府为监管和责任主体,而且从90年代开始,中央、地方大大小小的遗产保护相关“市长班”开办迄今,上述延续多年的“老原因”、“新问题”不由得让人困惑。表面上看起来是所谓“发展”和“保存”、“现代”和“传统”、“经济”和“文化”的对立,掀开盖子,是否正如也曾管理过遗产保护的台湾学者龙应台所说,“不仅仅是文化问题”。

  2011年开启、2013年公布的“名城大检查”,被视为是对部分保护不力的地方发出的第一次“黄牌警告”,也被寄望是我国名城保护进入“高效、动态管理”的开始。

  正如名城保护领域的前辈、清华大学朱自煊教授所说,30多年建立的这套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和保护工作,总的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面对快速的“发展”、强大的破坏力量,“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好像虎口夺食一样不容易”。

(责任编辑:DF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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