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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旅

2014年09月22日 14:55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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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有多远

  2014年9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开始了访印之旅。

  在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的共同见证下,双方签署了关于设立输变电设备产业园区,中国广东省和古吉拉特邦、广州市和艾哈迈达巴德市结为友好省邦、友好城市的协议。

  9月17日也是莫迪的64岁生日。除了生日蛋糕,习近平主席还赠给喜好国际象棋的印度总理一副玉质国际象棋、一幅山水双面绣以及《玄奘之路》电影纪录片。

  莫迪推崇玄奘精神,古吉拉特邦也是当年玄奘修行之地,他希望以复兴玄奘精神为切入点开展中印交流。

  这是两个都处在改革关口的大国。

  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中国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确定了15个领域、33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正在全面推进。

  2013年出任印度总理的莫迪,则为新政府确立了改革官僚体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十大优先事项,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强大、现代的“杰出印度”。

  莫迪表示,印中两国有着相同发展抱负,是“两个身体、一种精神”。印中两国国名英文头两个字母拼写在一起,就是“英寸”(inch)一词,两国应该以“从英寸到英里”的精神推动印中关系发展。

  习近平在印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说:“中国和印度发展都面临历史性机遇,中国和印度的民族复兴之梦相互契合。”

  他提到,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说:真正的“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

  “古吉拉特模式”的印度期待

  莫迪自己也曾提到,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发展中的排头兵,率先革新,

  率先做一些别的地方没有做的事情,让古吉拉特邦成为带动印度腾飞的试验田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姚玮洁/北京报道

  为什么印度总理莫迪要在古吉拉特邦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答案一:他从2001年起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至2013年当选总理后卸任,是这个地区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把手”。

  答案二:这个相当于中国省一级的地区是印度经济增速最快、最具发展空间的地方。

  如果还有答案三,那一定是如莫迪所说:古吉拉特邦就是印度的广东。

  改革、开放,修建基础设施,简政放权,这些中国人无比熟悉的关键词,正以古吉拉特邦为中心,向整个印度扩散。

  两个大国,以喜马拉雅山为邻,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无法隔阂双方的联系——因为要发展。

  “古吉拉特模式”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印度人对中国的印象就是北京上海、吃面条的国家、功夫的国家;中国人一想到印度,就是舞蹈、瑜伽、软件。”古吉拉特中央大学中国文化社会系主任、曾为莫迪担任翻译的普拉巴·库马尔对《瞭望东方周刊》说,13亿人口和12亿人口,应该更加熟悉对方。

  要想富、先修路

  库马尔说,古吉拉特邦的农村100%通路,“这在印度是个奇迹”。

  “中国有个说法,要想富裕,必须先通路。莫迪抓住了这个事情。”他说。

  印度的基础设施缺乏,一种说法是该国每年25%的工业产出在运输途中损失。

  印度的GDP增速已自2010年的10.5%下滑至2013年的4.8%。除了官僚主义,基础设施被认为是主要制约。

  这个国家独立后一直采用政府集中管理的方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在久久未能取得进展后,于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向私人资本开放基建领域,但效果不尽如人意。

  从1999 年开始的10年里,印度建设了约1万公里公路。

  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148个国家中排名第85,两个最大的城市新德里和孟买,排名均落后于北京和曼谷。

  北京大学南亚学系主任姜景奎对本刊记者说,“印度整体的基础设施,你去过就知道了……”

  “要想富,先修路,莫迪也倡导这个口号。”他强调说。

  古吉拉特邦与印度其他地区的第二大不同是极少停电,库马尔同样毫不吝啬地用“奇迹”予以褒奖。

  “在首都新德里,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几乎天天停电。还有孟买,相当于上海,是金融中心,可是高楼很少。因为没有电,没办法给电梯供电。”他说。

  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一大作为,就是推动私营企业投资电力设施、建设电厂,虽然电费稍高,“老百姓至少花钱也能买到”。

  古吉拉特邦的电力情况,也令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印比较研究所主任贾海涛用“十分震惊”来形容。

  “古吉拉特邦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古吉拉特邦发展得好,应该是莫迪领导能力的展现,他的个人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印度来讲,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两次见过莫迪的姜景奎则形容,从交通、招商引资的态度到实践,莫迪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很直白、不转弯、不怕得罪人,印度大使都挨过他骂,当着我的面就跟下面官员说,你怎么能这样呢?总之,很有个人风格。”

  在他看来,这种性格是莫迪能够解决古吉拉特邦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系基础设施投资成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招商引资以及与之有关的改革。

  印度的开放

  按照预测,整个印度现时需要超过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入,其中半数应来自于私人资本。

  2005年,印度政府放松了外商投资政策,允许一些领域接受外商全额直接投资,并设立机构加快审批流程。

  高通胀率和高利率是国内外公司不愿投资印度长期项目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背景之下,古吉拉特邦的情况是,“作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近30年来因为纺织业的衰弱,导致工业部门水平整体下滑。”古吉拉特大学商学院教授维杰拉什米·查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新世纪开始,良好的基础设施成为古吉拉特邦的优势,工业部门又开始出现提升。

  “但这一次是不同的发展方式,新的领域,例如制药、汽车、化学工业等等,开始主导经济的发展。除了制造业,服务业例如银行、财务和健康管理等行业也得到了发展。”他说。

  印度最著名的汽车企业塔塔集团本来计划在西孟加拉邦兴建工厂,但是在征地时遭到农民乃至当地官员的抵制,进退不得。

  莫迪则主动找到塔塔集团,提供土地和税收等优惠政策,“这个事情起到一个带头作用,标致等公司全都过来了。”库马尔说。

  查瑞提到的另一个例子是,莫迪通过每年举办一个名为“充满活力的古吉拉特邦”的庆祝活动,把古吉拉特邦放在世界经济版图上,这种努力是历史性的。“我希望他能够在接下来的几年让整个印度都充满活力。”

  在日本首相安倍访问印度时,作为印度总理的莫迪承诺,对日本企业实行一站式批准,并缩短审批时间。他决定设立一个日本事务特别管理组,并建议日方也派出两名人员加入这个小组,帮助审核商务提案。

  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模式不会仅仅针对日本,也可能将成为印度对外开放的主要举措之一。

  最大的障碍是官僚主义

  招商引资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必须推动政府改革。

  商务部研究院中国海外投资咨询中心副主任李志鹏对本刊记者回忆说,他经常带中国企业团队去印度参观,虽然相对于印度其他邦来说古吉拉特邦很不错,“但是感觉还是对企业限制比较严格,效率比较低下,拿批文困难,特别是土地方面,所以还是有一些企业撤回了投资。”

  而这已经是古吉拉特邦大力改革后的结果。

  “印度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官僚主义。但莫迪很善于统治这些官员,知道如何有最好的效果。跟官员打交道时,交流得也比较清楚,知道让哪个人做什么事情。”库马尔告诉本刊记者。

  查瑞则总结说:“古吉拉特模式”基本上就是最低政府治理原则——最少的干预,给予社会和公众最大的自由。“最低政府治理和行政效率是结合在一起的。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促进者而非控制者,一个例子是古吉拉特邦对于那些想要在这里发展核心工业的企业,给予土地上的便利。”

  显然,这位经济学家是莫迪的拥护者。“他带来的好处简直不胜枚举,简短地说就是他亲手给政府建立了一套管理机制,使得私营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经济运行速度加快。”

  不过,改革的阻力显而易见。

  此前为推动航空业发展,印度政府曾允许一些私人机场团队通过公私合作方式运营国有机场,但公开招标遭到工会和国有航空公司的反对。2013年10月,印度航空业员工曾在全国范围内绝食反对私有化。

  在阻滞大型交通项目的征地问题上,虽然1894年颁布的征地法案赋予地方政府征用私有土地进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的权力,然而权力滥用现象严重,结果遭到农民的强烈反抗。

  2013年8月,印度出台新土地法,但能否成功推行一直受到质疑。独立于联邦政府财政的印度铁路预算,也因掺杂了过多的政治因素而困难重重。

  至于电力问题,电力部门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拥有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其改革一定会引发利益冲突。

  所以这些,都需要莫迪拿出勇气和智慧。

  库马尔则对莫迪抱有很高期望。

  印度发展的排头兵

  2011年,已有问鼎印度中央政府苗头的莫迪访问中国,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待。事实上,他在10年内曾4次访问中国,只不过因为是印度地方政府领导人,未引起太多关注。

  “印度有抱负的政治家,对中国都是很感兴趣的。莫迪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姜景奎说。

  “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概已有20年左右,许多印度人呼吁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他们想学习中国,都想多了解,虽然中国经验不一定适合印度。莫迪来中国确实有学习,主要还是过来交流,带领古吉拉特邦异军突起。”贾海涛认为。

  竞争总理之位前,莫迪在古吉拉特邦提出了广东模式的问题。姜景奎认为,这其实也有为竞争总理做准备的意图。

  姜景奎说,莫迪曾经提过多种“中国模式”,包括上海模式、北京模式,“上海是金融中心,印度的金融中心虽然是孟买,但他希望把古吉拉特邦打造成金融中心。北京模式就是发展文化。其实,他希望都能为我所用,他是非常容易在实际利益方面接受新东西的人。”

  与北京、上海相比,广东之于古吉拉特邦确实更为特殊。

  比如,古吉拉特邦在地理上与广东十分相似。它位于印度西北,面临阿拉伯海。作为一个小半岛,古吉拉特邦向西、向西南都是海洋。古时,中亚的雅利安人就是通过古吉拉特邦与印度内陆贸易,而且它距离孟买也不远。

  “印度的西边和西北一向是最活跃的地方,西北部也一直是印度与中亚、西亚、东亚文明交汇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更开放,眼光更长远,性格也比较粗犷。”姜景奎说,莫迪自己也曾提到,古吉拉特邦是印度发展的排头兵,率先革新,率先做一些别的地方没有做的事情,让古吉拉特邦成为带动印度腾飞的试验田。

  库马尔则告诉本刊,古吉拉特邦有好多人到广东做生意,“现在广东的很多印度人都是古吉拉特人,比如佛山陶瓷市场里古吉拉特人也很多。”

  古吉拉特邦有个叫摩拉比的地方,就类似于陶瓷基地,“两个地方的来往特别多。现在印度的房地产业刚刚起步,需要陶瓷产品,所以摩拉比的人就到广东买一些新设备、新材料。摩拉比每年12月都会举行陶瓷展览会,95%的参展者都是中国人。”他说。

  在库马尔看来,古吉拉特人很像中国的潮汕人,“如果有两个选择,当公务员、做生意,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生意。”

  他解释说,古吉拉特人在印度种姓制度中处于第三等级,自古就善于经商,“印度大公司、大企业的老板,很多都是古吉拉特人。他们把所有的想法用来做生意,谋求古吉拉特邦的地位上升,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有吃有喝,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

  在姜景奎的描述中,古吉拉特邦是耆那教徒的聚居区,这是一个与印度教同宗同源的古老宗教,强调善行、不杀生。因此,耆那教徒不从事任何与屠宰有关的职业,如军人、屠夫、皮匠等,甚至包括农业。因为在他们看来,耕作也会伤害虫类。

  所以,耆那教徒多从事商业、贸易或工业,并因宗教信仰讲究诚实和道德,最终成为印度最优秀的商人群体。

  莫迪本人也曾说过:“我身上的每一滴血都知道怎么赚钱。”

  “古吉拉特邦的优势,首先是古吉拉特人的创业精神,以及政府对此的激励。古吉拉特人的敏锐和能力在于,他们不仅可以认识到商业机会,而且可以成功地抓住这些独一无二的机会。”查瑞说。

  “非常印度”的人

  作为印度独立以来的第15位总理,莫迪被青年人认为是最富魅力的领导人之一。

  库马尔提到的一个情节是,2014年教师节,莫迪和学生们视频聊天,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在印度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以前没有国家领导人这样做,我们都很受触动。”

  姜景奎则提到,他某次在印度用印地语演讲,“讲完后,莫迪把我拦住,说了半天,意思说你的语言能够说得这么好,能够自如应用,我觉得非常感动。”

  莫迪也很重视印度文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印度的人。我们有一个词叫‘VERY INDIA’,印度特性非常重,对印度的宗教文化认同感极强。”

  在民族和宗教情况复杂的印度,莫迪能否于全国范围复制“古吉拉特模式”,仍是一个疑问。

  印度是联邦制国家,邦政府权力巨大,“放到全国来说,基本不太可能统一政令,强迫其他邦政府完全遵照执行。所以莫迪不得不和地方势力妥协,就像当初国大党执政时,虽然也有一套改革政令,但地方政府按自己的设想运行,中央政府也没办法。”贾海涛说。

  最新的消息是,印度铁道部已经根据莫迪的要求,准备建设一所铁路大学。

  印度铁路委员会因此在今年7月与中国国家铁路局的官员会晤,其结果是该大学在课程设置、管理和资源利用最大化等方面,将参照中国模式。

  这是印度首次为铁路开设专门课程。印度铁路委员会的官员说:“我们正计划访问中国,以便对铁道大学的运作有最直观的体验。在教授与铁路有关的课程方面,中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姜景奎提到的另一个情况则是,他陪同中国的部委领导到印度访问时,“领导们曾经告诉我,到印度来访问有借鉴意义。印度访问西方未必有太多借鉴意义,但访问中国有意义,因为两个国家同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地方很相似。”

  印度历史不能没有玄奘

  “在印度,玄奘影响的不仅是佛教徒,而是全部的印度人”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北京报道

  最早记述中国与印度之间联系的故事,莫过于汉明帝建洛阳白马寺。

  公元64年,汉明帝梦见神灵。大臣解释说,西方天竺国有被称为“佛”的得道者,如汉明帝所梦一样在空中飞行、身有日光。

  汉明帝于是派遣两位使者前往天竺取经。使者与印度僧人一起携带佛经和佛像回到洛阳,汉明帝因此造白马寺,供养佛像与高僧,并译出了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

  佛教因为汉明帝一梦而传入中国,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开启了中国和印度文化交流的大门。

  往事越千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在参加印度总理莫迪为其所设的宴会后,还将参观由圣雄甘地创立的高僧修行所。

  文化,是这两个国家永难割断的联系。

  文明的交流与碰撞

  在文明发展史上,很多国家之间的交流始于贸易,而中印之间却始于佛教。

  “与其说是佛教的交流,不如说是两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佛教之所以能从古印度向外传播,有那么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浓缩了古印度的文化,成为印度文明的主流。印度当时是世界文明的高峰之一。”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净因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开始向域外传播。其中经南印度传往斯里兰卡,称为“南传佛教”。这一术语在中国指经由泰国、缅甸等国传入,流传在云南少数民族边陲地区的“云南上座部佛教”。

  自北印度经中亚等地最终传往中国的是“北传佛教”。它在中国形成了两大系统:主要流行在汉族地区的汉地佛教,流行在青藏、内蒙古等地的藏传佛教。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原有的儒道文化互补,得以兴盛。

  一个例子是,佛教传入后,中国人对人生与生命的思考更加深刻和细致。

  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也是通过佛教僧人完成的。他们随商队行进在丝绸之路上,自汉代到明代的1000多年里,东去西来的僧侣超过千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唐玄奘。

  中国僧人对印度文化的学习和了解不限于宗教,还包括历史、哲学等,全面而深入。除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僧人们还著有《中天竺行记》、《唐西域图志》、《西域志》等印度学著作。

  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印度僧侣来到中国。如菩提达摩,被视为中国禅宗的开创者。

  古代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虽然以印度输入中国为主,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进入过印度。

  玄奘就曾受印度戒日王的请求,将中国的《大乘起信论》和《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古代印度人也是从中国僧人那里了解中国。

  “玄奘被写进了印度的小学课本,提起玄奘,印度的大人小孩都知道。”净因对本刊记者说,他曾多次到印度参访,“现在到那烂陀遗址参观,印度导游会说,哪里的房间有可能是玄奘住过的。”

  “一般人认为,玄奘的影响仅限于宗教,但是在印度,玄奘影响的不仅是佛教徒,而是全部的印度人。”净因说,因为在古印度,寺院是主要的教育场所,不仅传播宗教,同时也教授各种知识和人生智慧。

  “玄奘留学的那烂陀,不仅研究佛教,还研究天文历算、建筑学、农工学、逻辑学、医学等。了解这些才能真正理解玄奘取经的含义。”他说。

  那烂陀是古印度闻名于世的学术中心,“玄奘是印度历史上最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在印度享有极高美誉,因为他曾在无遮大会上获得‘大乘天’称号。”净因说。这个称号是古印度对最高学问者的尊称,无遮大会是古印度最大的法会,每5年举行一次。

  印度历史不能没有玄奘

  就在玄奘参加无遮大会的这一年,戒日王向中国派出了使节,唐帝国的使节也抵达印度,受到了戒日王热情召见。

  在交流之间,中国人从印度学会了熬制白糖的方法,印度医学、尤其是独特的眼病治疗技术也进入中国。

  后来印度的国王还专门建造寺庙,并划出24个大村庄供养中国僧人。

  “印度的历史不像中国的历史有详细纪年,他们不太关注世俗生活,历史写得很抽象,常常以百年为单位。所以《大唐西域记》中的详细记载,成为还原印度历史的重要资料。比如,释迦牟尼出生地蓝毗尼的考古挖掘,就是依据玄奘的记载。”净因说。

  印度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玄奘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现在,印度华人最多的加尔各答还有一座1971年由华人出资建造的“玄奘寺”。

  1861年,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姆根据玄奘的记载发现了那烂陀遗址,使其在沉睡600多年后重见天日。

  这座鼎盛时期拥有一万多师生的古代大学,在13世纪因为宗教问题被焚毁。

  近期,那烂陀重建的消息又从印度传来。早在2007年,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就在东亚峰会上倡议亚洲各国携手重建那烂陀大学。

  他的提议得到中国、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家的积极响应。2010年,中国政府向重建项目捐款100万美元。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一直处于“入超”状态。正如中国著名佛教人士太虚法师在印度演讲时所说:“中国古代,因佛教的关系传入了印度文化,但中国周秦间,孔、墨、老、庄等学说却很少传到印度。”

  如今,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那烂陀重建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文化反哺的开端?

  (感谢中国社学院黄夏年教授提供宝贵资料)

  印度人沙士的北京生涯

  沙士不太会用眼花缭乱这个词,但是他能表达出对这个城市的感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齐岳峰/北京报道

  印度小伙子沙士2002年来到中国,那年他28岁。在锦江饭店培训后他被派到北京工作,从一家意大利餐厅开始了他的京华生活。

  2002年第一场雪来临的时候,北京的街面上还见不到几个印度人,即便有,也常被人误认为来自其他国家。

  就在那一年,时任中国总理朱基正式访问印度,中印双方签署了多个合作文件。

  当年3月,中印开通首航班机,时任印度外长辛格乘首航班机访华。4月,两国外交部举行了首轮反恐磋商。6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阿拉木图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峰会期间,会见了当时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

  那一年,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如今,两个工业园项目就价值70亿美元。

  这些,坚定了沙士继续留在中国的决心。

  眼花缭乱的城市

  在北京,一共有6家“恒河印度餐厅”。最新的一家位于西南五环外的园博园,那里曾是建筑垃圾场,2014年改造为一座巨大的中国园林艺术公园。

  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如今仍是沙士难以完全理解和想象的。他工作的这家恒河印度餐厅在望京,作为北京最有名的印度连锁餐厅,至少在“恒河印度餐厅”的氛围中,他还能找到家乡的感觉——如果不是出门就看见轰然作响的大公交车,以及不断冒出来的地铁站。

  沙士不太会用“眼花缭乱”这个词,但他能表达出这个城市的变化。

  如今,他对北京的形容是“宽阔”。

  同样,那些年在印度的中国商店还极其稀少,不过如今“多了”。

  沙士来自钦奈,印度第四大城市,也是南部四邦之泰米尔纳杜邦的首府。这个地方原名马德拉斯,经常出现在18、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中。

  钦奈是一座繁华的城市:东临孟加拉湾,是印度最大的人工港,海、空、铁路和公路交通均很方便,被称为印度南部的门户。

  但是,沙士觉得,就连新德里和孟买都无法和北京相比。

  2006年开始,北京的交通在他眼中一下变得特别好,他会经常搭乘地铁出行,“很方便。”

  在工作与生活的间歇,他学会了中文,并有了不少中国朋友。

  如今沙士用“第二个家乡”来称呼北京。他承认,和很多在华工作的印度人一样,朋友圈已在中国生根落地。时间久了,印度似乎变得有些陌生。

  前些年,沙士经常晚上去三里屯。后来,像他这个年纪或者再年轻一些的“京漂印度人”,休息日仍会去三里屯放松一下,附近的商场与超市则是必去之地。

  在那里,作为外籍人士中的一个,沙士能够感觉到“很受尊敬”。这种特殊还体现在薪水上,用他的话说,工资多,“老外的面子”。

  作为这家餐厅的“二号人物”,沙士对于就餐的客人很敏感:以前在中国的印度人“太少了”,而今他们的餐厅经常接待来自印度的旅行团,“50、100人不等”。

  但他也发现,他的同胞们对于中国的了解还比较肤浅,这从人们基本相同的旅行轨迹就可以看到——“去北京看长城、故宫,去上海、广州订货买衣服,然后就回家了。”

  印度人到中国还是以团体为多。虽然印度国土也非常巨大,但很多印度客人会叨咕,到中国才发现,“去哪里都要一周左右时间才够”。

  沙士强调,现在一些中国客人说印度语也“特别好”。

  变化的女儿

  在新世纪开始的五至七年,去印度餐厅的中国人并不多,“有时候人们被大门的装修风格吸引走进餐厅,但也只是了解一下菜单。”沙士回忆。

  作为一个印度人,他经常要回答中国朋友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关于印度人和瑜伽。

  “很多中国朋友会对遥远的印度抱有神秘幻想,每当遇到中国朋友的问题时,我们都耐心告诉他们真实的印度是怎样的。”他承认,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似乎也不是很多。

  现在,就像成群结队、越来越多的印度旅游团在老北京炸酱面馆里吃饭一样,中国人希望能够尝到地道的印度菜。

  沙士说,北京对于很多印度人来说是个好地方,购物休闲娱乐都不错。

  但这不代表他们必定会留在北京。沙士的女儿已被他送回印度上学,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飞机降落在祖国之际,女儿大闹着不肯下飞机。“我要回北京!”他惟妙惟肖地学着女儿当初的哭喊。

  而早前,他每次离开印度,孩子都要拉着他的衣服叫:“不要去!不要去!”

  2007年,沙士在印度结婚。妻子后来到中国的软件公司工作。在他记忆中,这是在华印度人从事最多的职业之一。

  后来因为他的母亲生病,妻子辞职回到印度陪她。

  过去,沙士夫妇经常选择周末晚上去朋友家里一聚。如今他极为肯定地说:“我很爱中餐。”他能脱口而出,附近哪些餐馆厨艺不错。

  刚来北京时,在北京租房“很便宜,一居室2000元人民币”。但如今,每月至少需要5000元才能付得起房租。

  新德里呢?一间没有空调、厕所的几平方米小屋子,月租金也折合1000多元人民币。现在10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售价合300多万元人民币。

  不过,人口超过2000万的新德里之所以住房紧张,是因为政府规定普通住宅楼不能超过4层。随着经济的活跃,大量外来人口和中产阶级兴起,新德里的房价几乎高不可攀。而大多数人每月收入只相当于一两千元人民币甚至更低。

  来华13年,每年沙士都要回印度去看望家人。如今,餐厅的管理让他也觉得有点困难,“要看成本,压力大。”

(责任编辑:DF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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