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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新疆来

2014年10月21日 14:20
作者:高海博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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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很多事情正好跟歌里唱的相反,不是掀开盖头来认识我,而是给我盖上盖头,

  贴上标签,写上‘新疆人’三个字,而标签背后,我是谁、做什么似乎不重要了

  古丽巴努依然记得幼儿园中班时自己被当作“例子”的场景。

  她站在讲台上,独自面对着台下的同学,然后听到老师说:“这就是维吾尔族小姑娘。”

  对于她的小伙伴们来说,这是一堂直观认识少数民族的课程。而古丽巴努知道了自己民族身份的不同。

  “我就是在差异中长大的,要在差异中找到位置。”如今,一口京腔的古丽巴努略带轻松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起自己的童年。

  乌鲁木齐至北京的T178次特快列车全程41个小时。假如放在百度地图上测量,两个城市之间的公路距离是3179公里。

  对于绝大多数走过这段长途的新疆人来说,跨越这段距离并不像乘坐火车那般轻松。

  古丽巴努是《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的编辑。100个不同民族的人从新疆出发,抵达内地,然后短暂地汇聚在这本图文书籍里,再继续出发、生活,过着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却又有所差异的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摄影师库尔班江·赛买提也经历了出疆学习、维汉矛盾甚至跨民族爱恋,“原来在他们眼里,我们是这样,但我们不是的。”

  库尔班江拿起相机,开始用镜头记录新疆人的故事。

  这本受到全国政协和自治区领导关注、支持的故事集和影像集,希望告诉新疆之外的人们,新疆人“与北京人、山东人没有什么两样”。

  在对《瞭望东方周刊》讲述的时候,“我从新疆来”的人们都想说明,能歌善舞、羊肉串、葡萄干……不应该是他们的标签。

  “我想让更多人看到真实的新疆人是什么样,真实的新疆人在做什么。”库尔班江说。

  出新疆记

  1983年,古丽巴努的父母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的一个国家单位。

  聚焦生活于内地的新疆人,古丽巴努在编辑《我从新疆来》时找到了许多儿时记忆,包括小学时经常在艾尼瓦尔的餐厅吃饭。

  “我来北京的时间比在新疆都长。”艾尼瓦尔·买买提也是在1983年从新疆到北京的,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到北京那年自己只有21岁。

  那几乎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抵达北京的新疆生意人。

  “咱们国家刚改革开放没多久,我就在乌鲁木齐南门市场开了家餐厅。那时从北京来的一个考察队觉得乌鲁木齐的巴扎非常有气氛,希望在北京也能感受到这样的风情,他们和乌鲁木齐的有关部门沟通,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个生意人到北京马甸的农贸市场做新疆生意。”同在那时来京的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回忆。

  艾尼瓦尔当时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开餐厅。乌市工商局的朋友问他想不想去北京,可以安排住处和开餐厅的地方,“我来就是为了做生意,能过上好日子。”

  在此之前,艾尼瓦尔和朋友曾去过河南郑州,带着烤肉用的架子和工具。那时内地人还不太知道什么是烤羊肉串,围观的多,买的少。他请大家试吃,效果虽然不错,但肯花3角钱买一串的人还是不多。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新疆。

  这一次艾尼瓦尔决定要到北京“试一试”。

  三天三夜,火车票价61元。艾尼瓦尔对于数字的记忆清晰又敏锐,这些数字演变成艾尼瓦尔命运的关键印记与注脚。

  “老婆是坐票,我站了一路,在北京的第一顿饭是火车上遇到的新疆老乡请我们吃的。”结果,艾尼瓦尔到北京的第一天就遇上了骗子。

  “那时北京已经有地铁了,带路的人带我们坐地铁,车票一角钱一张。到了地方,房东还没出来,那个带路的人趁我不注意,直接从我兜里拿了30元扭头就跑了。”房东要去追带路人,被艾尼瓦尔制止,“算了,我们人到了就行了。”

  他们抵达北京时,大约都在夏天。艾力克先卖了一段新疆瓜果。冬天水果来源中断,他就卖起了烤肉,“没想到这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

  新疆羊肉串——其实按照新疆当地的习惯叫做“烤肉”,就这样开始在内地风靡。

  到1986年,有两位演员——朱时茂和陈佩斯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小品中,向全国观众演绎了“舌头打卷”的“大胡子”形象。

  用库尔班江的话说,“从陈佩斯老师卖烤肉开始,‘卖烤肉的’成了贴在新疆人身上时间最长的标签。”

  就连古丽巴努的父亲走在路上,有时也被人说成是“卖羊肉串的”。他脾气又急,就会发生些争执。

  用兜里剩下的38元钱开始做生意,艾尼瓦尔曾经羞于谈及自己的生计。有一次,他去赛福鼎·艾则孜家做客,老人问起职业,他有些忸怩地回答了。

  这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自治区原主席、解放军中将告诉他,“任何职业都值得尊重”。

  地下室走来的博士

  艾尼瓦尔是因为“新疆村”形成后认识赛福鼎·艾则孜的。

  所谓“新疆村”,就是位于老北京城西北部的北沙沟。它位于新疆办事处和中央民族大学之间。1983年出现了第一家维吾尔族馄饨馆,至1987年达到15家新疆餐馆,1992年被命名为“新疆村”时,已有餐馆30家以上。

  与“新疆村”并称的是附近魏公村的“新疆街”。这条紧邻中央民族大学北墙的街道,1983年出现第一家维吾尔族餐馆,90年代中期发展到十几家。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的调查,两个新疆风味餐厅聚集地的老板大多来自乌鲁木齐、喀什和伊宁。他们在新疆时经济一般比较困难,大多做过两种以上职业。

  先是打工、贩卖水果、卖烤肉……一般在5年左右,完成积累,或者借贷开起餐馆。德高望重的一位会成为“村长”,协调竞争以及与街道、政府的关系。

  不过,等到2011年艾合买提江·阿布都热合曼打算开一家新疆餐厅并因此认识库尔班江时,他已将地点选择在了北京的五道口。此前在1999年,因道路改造,北沙沟的新疆餐馆大多拆迁消失。

  艾尼瓦尔于2004年买下了东四六条的四合院,根据老家库车房子的模样改建成了餐厅:从外面看像是一座小型清真寺,绿色的装修带着浓郁的新疆风情。

  这是一家“在北京的新疆人几乎没人不知道”的餐厅。艾尼瓦尔也在这里认识了库尔班江,说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愿意结交朋友”。

  艾力克本来的打算是“攒够了钱,回乌鲁木齐开个餐厅,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但1996年,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那之后我们家的命运就变了。儿子得了脑瘫,每天1000多块钱的治疗费用,坚持了4年。”

  虽然医生认为无法治好,但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有办法。于是一家人在北京一直卖烤肉,“每次攒的钱先给儿子治病。我现在在苏州桥附近卖烤肉,生意还行,就是有时候还得躲城管。”

  艾合买提江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在1999年考入在山东东营的中国石油大学,用了10年时间终于博士毕业,到北京找工作。

  “掰掰指头算一下,离开家乡都15年了。离开阿克苏到大学的第一天就好像昨天的事儿。”对于这个关键的日子,他的回忆是,“按理说那天应该很兴奋,但我从辅导员的表格上看到自己的入学成绩居然是倒数第三,心理落差非常大。军训之后的分班考试又是一次打击,突然觉得在老家数一数二的成绩就是个笑话。”

  艾合买提江从德国留学归来后拿到了博士学位。曾有一家应聘单位,笔试面试都非常顺利,临签合同时,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说没有清真餐厅,也没有聘用维吾尔族员工的先例,怕给工作带来不便。

  艾合买提江没再坚持。后来他在五道口的这家餐厅里,也听到了多个类似的故事。

  艾合买提江把这些波折看做生活对自己的试探,“只要坚持住,过去了就会看到更多前景。”他现在已是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海外ADDAX研究所副主任,“几乎每天都在努力。”

  他还记得第二次搬家——正是2009年博士毕业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从牡丹园的地下室搬到北京语言大学的教师楼上,门牌号是一个吉利的数字“808”。

  标签背后

  至于在地下室的日子,那时“我爱人还在老家的学校当老师,我刚上班那会儿她来北京过暑假,我们就一起琢磨节约开支。下班之后先遛弯儿,等卖菜的快收摊时再去买菜,便宜嘛!”艾合买提江回忆说。

  从教师楼那间房子的窗户向外看,就是五道口地铁站。艾合买提江终于有了“落定”的感觉。他用抹布一点点地把地板擦干净,将生活用品采办齐全,然后给在新疆的老婆打电话:“来北京吧,这里都收拾好了。”

  艾合买提江的朋友圈最近分享了一段视频,内容是新东方的维吾尔族教师努尔艾力·阿不利孜在《超级演说家》上的形象。

  艾力说:“现在有些事情正好跟歌里唱的相反,不是掀开盖头来认识我,而是给我盖上盖头,贴上标签,写上‘新疆人’三个字,而标签背后,我是谁、做什么似乎不重要了。”

  艾合买提江了解在北京的新疆籍学生吃不上家乡菜的苦恼。于是,他借钱、从新疆请来厨师,开了一家名叫“大漠驼铃”的餐厅,“不赔不赚,唯一头疼的就是厨师总是留不住。都是从新疆带过来的年轻厨师,但他们对待工作并不认真,有时候刚发了一个月工资可能没两天就花光,有时候不打招呼就跑了。”

  艾合买提江说,自己也挺为他们着急,经常开导他们,“但拦不住,大部分还是和他们的家庭环境有关。”

  筹备开餐厅的时候,艾合买提江在网上找新疆的风景照片,看中的一张正是库尔班江拍摄的。

  如今这照片还挂在艾合买提江的餐厅里,“他也没要钱,说本来就是给人看的,要什么钱。”艾合买提江说。

  他评价库尔班江所做的事情非常“正能量”,“新疆优秀的人很多,并不是不了解的人所想象的那样。”

  在到内地之前,库尔班江觉得,“在新疆那二十多年,没人能让我看到我自己,有点儿像井底之蛙。但从新疆出来后,我接触到的是更广阔的社会和世界,也被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撞了一遍,边撞边学,边学边成长,每一天都有思维上的碰撞。”

  他说,如果没有那些酸甜苦辣,没有那些“无私帮助我爱我的人们,我今天站不到这个位置,干不出所有成绩,做不了今天这个库尔班江·赛买提”。

  在新疆的某一段时光,库尔班江沉迷于赌博,3个月输掉了将近50万元。身边的汉族朋友力劝,但库尔班江仍然难以自持。

  好在这时,库尔班江的干爹干妈来到新疆拍纪录片,需要助理,曾学过摄影的库尔班江与父亲商量之后决定去跟着拍纪录片。

  那是一个叫《森林之歌》的纪录片。那时他的脾气“还没收敛,看见不顺眼的还是爱嘲讽,而且惯性地耍脾气,拍摄的时候根本就是捣乱,也就是干爹干娘让着我”。

  被同事批评后,2005年10月28日,他爬到拍摄根据地的宾馆楼顶,想跳楼自杀,“我还买了包烟,那是第一次抽烟,冒了几口,然后往下看,脑补了一些画面:从十层掉下去脸朝上还是朝下?地上的钉子会不会扎进我脸上然后死得不好看?如果摔成终身残废然后脸还花了……想着想着就怕了,就想一定要好好活着,活出精彩,出人头地,改掉自己的问题。”

  后来,他决定去读书,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

  年轻人的改变

  一位叫毕根辉的远程教育学院院长,帮库尔班江安排了没有学位的旁听生资格,还安排他和本科生住在一起,“现在想想,那是一个老师的决定可以影响学生一辈子的时代,他的决定是对我的信任,也让我对这个学校有了信任。在一个开放的学府,学籍没有成为我的障碍。”

  除了室友“好哥们儿”,库尔班江记得那里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的课我都追着听好几遍,有的老师都‘烦’我了,因为他们要说的每一句话和案例还有要放的片子我都门儿清。其实是因为我汉语基础不好,必须一遍一遍听才能懂。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笔记,一共七八本,汉字、拼音、维吾尔语三合一。”

  如今回忆起数年前的决定,他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还很极端,容不得任何人说维吾尔族、说新疆的不好,也因此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极度严苛。”

  可,“北京是个竞争多大的城市呢,能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纪录片的,所以如果我不比别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被打击过,比如架上机器完全不知道该拍什么,当时导演就说‘你不适合拍纪录片’。”。

  是他的师父、“央视纪录片最牛的摄像”王路一句“特别霸道的话”救了他。

  他说:“我说你是个好摄像,你就是个好摄像!”

  虽然至今库尔班江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摄像,“但现在可以让导演满意了”。

  库尔班江所做的这个事情——讲述100个“我从新疆来”的故事,虽然是2014年3月昆明事件引发的,但是对于他所描述的这100个人、包括他自己来说,“7·5”事件也是一个避不开的时间点。

  肖合来提·艾尼还记得“7·5”前网络上的诡异气氛:总会出现一些类似“是维吾尔族人就转”的口号性文字,“气氛很不对”。

  他那时还在乌鲁木齐读大学,正着迷魔术,刚刚学会了几个扑克牌的手法。夜晚临近,年轻魔术师见证的并非“奇迹”,而是一场暴乱。

  肖合来提·艾尼的家附近就发生了许多暴力事件,他红着眼眶回忆:“那天太惨了。”

  “你有什么资格去伤害别人的生命!”5年后,在北京的一间咖啡厅里,他说起“7·5”仍然不断叹气,说完这段话,低下头咬着自己的指甲。

  库尔班江当时正在兰州拍摄。看到新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却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现在对于这件事, 艾尼瓦尔不愿多提。他指着在不远处正忙着的服务员说,“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们平安。”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艾尼瓦尔从老家带过来的,他叫他们“孩子”。

  至于艾合买提江,他连续用了两次“影响非常大”——从那时起,很多事变得麻烦。

  “都说我们新疆人厉害,其实不是的。北京生活并不是想的这么简单,没必要起冲突。”艾合买提江看着他身边的小女儿,喂她吃馕炒烤肉,轻轻地吻了她一下。

  女儿的名字叫穆菲达,维吾尔语的意思是“对社会有益的人”。

  穆菲达先是在新疆呆了一段时间,学维吾尔语。“汉语还是要慢慢来。”他正在考虑给孩子改名字,“让她姓穆,叫菲达。”

  研究生期间出国需要办理护照,但是护照的名字一栏只能填7个字。艾合买提江不得不把他的姓——阿布都热合曼——拿掉,为此还被父亲和同乡责怪。他不想再让孩子重复自己的经历。

  改名字的事情他现在还拿不定主意。

  由于本身是民考汉的学生,他对新疆的双语教学政策非常赞同,但具体效果还没有想象的好:店里新来的服务员,高中毕业,自己的汉语名字都不会说,更别说基本的汉语交流。

  “误会实在太大了”

  10年前,肖合来提来过一次北京。那时他还是初中生,随母亲参加同学聚会,一并旅游。

  10年后,他来北京,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恋爱失败,魔术事业在新疆也遇到瓶颈。“这次来北京完全是来工作奋斗。”

  肖合来提·艾尼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和哥哥两人都是“民考汉”,“在家对话基本用维吾尔语,说快了汉语也出来了。”他的汉语并没有多少“新疆味”,几个月的北京生活甚至让他带了点京腔。

  “我今年3月底到的北京。”那段时间他没有工作。

  3月3日,库尔班江开始联系在北京的新疆人,“原本是想拍纪录片的,但是还没有那么多钱,我想不能再等了,先做再说。”

  很快,各大门户网站出现了他拍摄的图片故事《我从新疆来》。他说,之所以着急推出,是网络上对新疆人的“误会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很多朋友会向他推荐在内地的新疆人。有一个被介绍者就是肖合来提。他叫库尔班江“大哥哥”,库尔班江则对肖合来提的职业很感兴趣。

  库尔班江觉得,在这一连串事件中,“7·5”是产生误解的导火索。“曾经有过的信任、对新疆的喜欢,忽然之间好像就没有了。”

  艾合买提江则说,偶尔他还会感到内心不平衡、发些牢骚。“只要自己专业扎实,有持续学习、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所有外来人口都会遇到的问题

  暑假,艾合买提江的妻子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一家人团聚。但他觉得,“把家庭从新疆带到内地的情况还是非常少见的,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勇气。”

  “所有外来人口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都会遇到。”他的结论是——在内地居住、就业的新疆籍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并且有一定责任心,对社会和个人有责任感。

  可是对于这些在内地的新疆人来说,在家乡也有压力。

  肖合来提的事业——魔术,就在新疆有争议。有人说这是巫师的事情。

  肖合来提解释,《古兰经》里反对魔术,是巫师、捉鬼人的魔术,“我们的魔术是个技巧性的东西,是能给观众愉悦的。”

  库尔班江也感受过传统带来的压力。

  他曾带汉族女友回和田老家,父母并没有反对。而母亲在向同乡介绍他女朋友时,被咒骂。

  在《我从新疆来》这本书里,有很多毕业生不愿回到新疆,“还是太单调了,工作机会少,再就是铁饭碗。”

  有位主人公感慨:“在内地特别幸福,如果我选择留在新疆,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幸福。”

  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如今已经61岁。4个孩子,老大老二在新疆,老三老四在北京,“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受到很好的教育。”

  老四在北京上学,“家里我们都和他说维吾尔语,但他现在开始有点排斥,只说汉语。”

  2013年他带着孩子回新疆,老四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

  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说,新疆就是你的老家,没想到孩子说:“北京才是我的老家,我想回家。”

  在北京过了30年,艾力克·阿不都热依木很感谢帮助过他的人。“我住的地方的居委会知道我的情况,一直在帮我负担房租,十几年了,还是好人多。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早日康复,除此之外,也希望我的孩子们能记住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感谢《我从新疆来》对本文的帮助)

  新疆人在积极改变自己的标签

  ——专访《我从新疆来》作者库尔班江·赛买提

  《我从新疆来》虽然讲的是新疆人的经历,但说的是中国人的故事,

  不管在哪儿长大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高海博/北京报道

  从2014年3月开始,库尔班江·赛买提带着相机和录音笔,行走于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近20个城市和地区,联络沟通采访了近500人,收集了100多组人物故事,包括20万字录音资料、15万字主人公撰写的文字,最终汇聚成了这本《我从新疆来》。

  其中很多人是在看到网络上热传的30组《我从新疆来》图片故事后,主动和他联系的,希望能讲述自己的故事。

  库尔班江说:“这些故事在主人公娓娓道来中散发的力量让我全身心都为之震撼,几乎每个人都有和我相通的经历和心得。我在记录他们,同时也是在记录我自己。他们的大爱不仅让我对这个专题更加有信心,更促使我不断前行,去挖掘这个专题中更加深厚的正能量。”

  他希望,《我从新疆来》可以给人们一个答案,给大家一个对新疆人认识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

  内地代表更多机会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从新疆走出的人群有哪些共性?

  库尔班江:《我从新疆来》中的人物加上我总共101位,包括世界500强老总、国家火箭研究院的工程师、阿里巴巴高管、移民上海的维吾尔族第五代、到内地的新疆打工者。

  这些人物以口述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负责记录整理。选择人物没有标准。如果非要选一个标准,就是真实。我总共采访了500多人,最后挑选这100位就是能够感觉到他们的真实。

  这100人从新疆出来有100个理由,经商、求学、工作的都有。他们就像是从中国其他地方到北京、上海、广州的人一样。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新疆人来说,到内地到底代表了什么?

  库尔班江:更多的是挑战,同时也代表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发展机会和平台。

  《瞭望东方周刊》: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语言?

  库尔班江:语言是一个问题。以我来讲,从博州师范的汉语专业毕业之后,汉语还说不利落,很多话都需要用维吾尔语先在心里想一遍再说,但当时在和田已经算是说得好的。大多数从新疆出来的人,汉语都有一定基础,不是完全不会说,就是说得好不好的问题。

  新疆,位于中国的最西部,一个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神奇土地,拥有2000万14个不同民族的人民,他们以各自的文化传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融合并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新疆精神和民族文化。

  这是中国少有的仍然保持着原始的地理和人文风貌的土地,但对于大多数内地人来说,新疆仍然是一个神秘而陌生的话题,媒体上充斥的大多是新疆的沙漠和贫困、瓜果和歌舞。人们对新疆知之甚少,特别是近年来少数极端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新闻报道的措辞不当使得负面新闻错误地被冠以新疆的名号,使得普通大众多少有点谈疆色变。

  新疆人来到内地,便被动地开始代表新疆、代表自己的民族。在这里,从外貌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宗教信仰,新疆人有时候感到一些困扰。而这更多是由于内地对新疆认知的缺乏。

  即使在“7·5”事件之前,内地人对新疆人的总体印象是以开餐厅、卖烤肉等做小生意为主。做我们这样工作的,更多会被问的是,哪家新疆餐厅正宗好吃。

  再说到挑战,首先是生活习惯。新疆来的穆斯林朋友这种情况遇到比较多,因为大家对“清真”都不太了解,还有清真餐厅相对要少,对伊斯兰的了解是空白的;第二,有些被异化,一旦有新闻冠上新疆恐怖什么的,在内地的新疆人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语言,这个压力相对较小,可以学。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很难被理解。比如说新疆的少数民族姓名中间有个点,在新疆这样的情况很多,所以大家都会操作,但在内地很少遇见,有时办理业务时会遇到麻烦。

  都是普通的中国公民

  《瞭望东方周刊》:能总结一下新疆人是什么样的吗?

  库尔班江:新疆人与北京人、山东人没有什么两样,拿掉地域与民族,都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

  从新疆到内地,大家的目的都是类似的,无论学习或者赚钱,都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也为了有一天能落叶归根,告老还乡,和他人无异。

  中国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背景特征,新疆人和所有人一样都在努力适应。我想,很多障碍和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越来越简单、容易。

  在内地,年纪大的新疆人,对国家的认同非常强,并且非常认可。他们说,任何苦也好、难也罢,过去了,生活还要继续。他们的自豪感很强,都觉得自己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作了贡献,觉得自己内地的生活“很值”。

  这本书里有几位是已经回到新疆的朋友,也有打算回去的。其实大多数人绝对可以在内地长久生活下去,回去的原因也基本和大家没有区别,有的想落叶归根,有的是想回去和家人一起生活,没有特殊的原因。

  要想把家庭从新疆带到内地,确实有些困难,有调工作困难的,有找工作困难的。这100个人里有把家属带过来的,也有在内地工作生活期间遇到另一半成家的。另一半有从新疆来的,也有当地人。

  人是社会的产物,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受到制约,但更多的是在促进发展。发展中总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问题,少数人极端反击,多数人包容应对。有这样一批人,在新疆这个符号被异化的社会发展环境中,他们没有选择逃避或极端,而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继续热爱生活,坚守着自己的专业和岗位,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有的更成为了佼佼者。

  但无论离开新疆多少年,新疆都是他们无法割舍的元素,新疆在他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给了他们鲜明的性格,给了他们独特的经历,更给了他们非同寻常的选择。每一个新疆人都是新疆这幅画面上的一抹颜色,即使离开新疆,他们都对家乡有着割不断抹不掉的牵挂。

  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

  《瞭望东方周刊》:《我从新疆来》出来之后,达到你所希望的影响了吗?

  库尔班江:很多人都说,“哪都有好人,哪都有坏人”。

  从《我从新疆来》的出版也可以看到在慢慢变好,高层领导也很重视,还问我需不需要资金支持。

  开始是我给王蒙老师发邮件希望得到支持,没想到他很快回复,就这样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叫我好兄弟,我叫他爷爷,都是彼此觉得最亲切的叫法,他对这本书的支持可以说是最大的。

  与编辑和发行的同事们一起沟通了很多次,也有过不少摩擦,主要也是因为不了解。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是积极配合,希望能够多了解,光文字就修改了四五遍。我给他们讲述新疆人的故事,给大家“脱敏”。

  拍摄期间累到每天说梦话,也因为吸收了太多的情绪而崩溃过,但我也收获了更多的支持。因为大家都在说,真的需要这样一本书的出现,希望了解新疆和新疆人,这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从新疆来》虽然讲的是新疆人的经历,但说的是中国人的故事,不管在哪儿长大的人都可以看到自己。

  白岩松老师推荐这本书时说,这些图片与文字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些故事会改变什么,我不清楚。但这些故事出现在我们面前,本身就是改变。

  拍摄和采访期间我停掉了所有纪录片外拍的工作,没有了收入,全靠存款和家人支持,几度资金非常紧张,但我没有放弃,我对自己也不断反省,以希望更加努力去完成这件事。这不是要树立少数的个别的偶像。除了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些平凡而不普通的人的故事重新认识新疆人。

  我也希望大家能抛开地域和民族,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解真实的故事,了解真实的新疆,了解真实的自己,更希望他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所散发出的榜样的力量,能够鼓舞所有年轻人,特别是新疆的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能够不抱怨、不懈怠、不极端,激励年轻人勇于拼搏,敢于吃苦。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

(责任编辑:DF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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