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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水源焦虑

2015年06月03日 15:53
作者:张瑜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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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这正是城市建立备用水源地的初衷。

  建备用水源地,

  为什么急迫

  作为一个干旱天气频繁、又以地表水为水源的城市,

  即使没有发生1999年的特大干旱,

  北京也应该建设备用水源地,别无选择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这正是城市建立备用水源地的初衷。

  所谓备用,顾名思义,是相对于一个城市的主要水源地而言。

  建立备用水源地,其必要性若何?在2000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答案似乎并不是那么肯定。

  直到1999年,北京遭遇1949年以来的最严重干旱——当时年降水量只有349毫米,仅为正常年份的58.7%。接下来的2000年,北京继续干旱,按照当时的供水需求,密云水库的可用水量只能维持一年。危机态势之下,北京的备用水源地建设才被提上日程。

  实际上,作为一个干旱天气频繁、又以地表水为水源的城市,即使没有发生1999年的特大干旱,北京也应该建设备用水源地,别无选择。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一车间发生爆炸,导致约100吨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造成严重的水污染事件,致使沿岸数百万居民生活用水中断。至此人们开始真切地认识到备用水源地建设的重要性。

  2006年8月,《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明确:人口20万以上、饮用水水源单一的城市,应拟定应急备用水源方案,建立特枯年或连续干旱年的供水安全储备,规划建设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包括地下水水源、地表水水源、外区域调水等工程。

  备用水源地的建设由此进入实操阶段。

  令人略感欣慰的一面是:目前,在全国省会城市中,21个城市已建或在建备用水源地,占总数的75%;全国31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建设备用水源地的占到近八成。

  令人担忧的则是:广州因曾经的备用水源地流溪河下游遭遇污染,不得不把备用水源地转移至流溪河上游;武汉的备用水源地梁子湖在2011年就被曝水质不断恶化,从二类水体变为三类水体;宜昌的备用水源地梅子垭水库部分水质更是恶化至五类。

  专家认为,一方面,这说明当初在地点选择上并没有考虑周全,另一方面,备用水源地确定后并未得到有力的保护。

  以上两点也是备用水源地建设的关键所在。

  本组报道所呈现的北京和无锡的探索,或许可以给予其他城市启示。

  备用水源地“假象”

  迫于政策的压力,地方政府纷纷建起了备用水源地,然而,从前期选址到后期保护,

  许多地方都没有遵循科学和规范,致使其备用水源地成了“摆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元元/北京江苏无锡扬州报道

  作为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却爱管一些跟美术无关的“闲事”,比如水务问题。

  2014年下半年,他曾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广州的流溪河下游调研。“当时我很震惊,发现水质非常糟糕,水源地也缺乏严格的管理。”许钦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之后,许钦松立即将此情况反映给了广州市相关部门。2015年1月14日广州市水务局发布消息称,将把该市位于流溪河下游的备用水源地调整至流溪河上游,许钦松这才舒了一口气。

  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许钦松将备用水源地的问题写进提案,建议政府加大对应急备用水源地的资金投入,并建立一套定期检测机制,以保证备用水源地水质符合国家标准。

  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给本刊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31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248个建设了备用水源地,占总数的79%,共建成各类型应急备用水源地约1200个,总的日应急供水能力达1.3亿吨。

  “尽管各地建设备用水源地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廖文根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污染触发备用水源地建设潮

  国内备用水源地建设起步于2000年前后。

  2001年10月,北京怀柔备用水源地开工建设,成为国内第一个投入实践的备用水源地项目,北京也因此成为国内第一个建立备用水源地的城市。此后5年,北京又相继建设了平谷、房山张坊、昌平马池口等3大备用水源地,最终形成了完善的备用水源地供水系统。

  北京在备用水源地建设上的成功实践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而此前国内并无备用水源地的概念,由此发端,各地也开始陆续尝试。

  2005年2月,原国家建设部颁布新版《城市供水水质标准》,要求各地在保证城市供水水质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城镇供水应急体系。

  在这个压力之下,许多城市开始建设备用水源。例如无锡在2005年6月启动了长江备用水源地选址工作。

  2005年8月17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首次明确要求各地建立健全水资源战略储备体系,大中城市要建立特枯年或连续干旱年的供水安全储备,规划建设城市备用水源。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一车间发生爆炸,导致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严重的水污染事件,沿岸数百万居民生活用水因此中断。

  “在这之前,根本没人意识到水源地面临的巨大安全隐患,备用水源地的建设也仅处于讨论阶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本刊记者。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06年6月发布的《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报告》显示,有74个饮用水源地不达标,占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的20.1%。此后,相关部门开始对备用水源地的建设提出更为细致的规划。

  2006年8月,水利部审查通过《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进一步明确人口20万以上、饮用水水源单一的城市,应拟定城市应急备用饮用水源方案,建立特枯年或连续干旱年的供水安全储备,规划建设城市应急备用水源,包括地下水水源、地表水水源、外区域调水等工程。

  应急水源地成主力

  什么样的城市需要建备用水源地?

  2006年出台的《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人口20万以上、饮用水水源单一的城市。

  扬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刘臣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备用水源地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预留水源地,一类是应急水源地。

  国内需要预留性备用水源地的城市并不多。“因为大部分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稳定状态,用水量不会出现大幅增长。”刘臣辉说。

  相较之下,应急性备用水源地的建设则显得更为重要。“一类是容易出现极端干旱气候的城市,一类是水源地正在遭受污染或者存在潜在污染风险的城市。”国务院参事王秉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华北和西北地区是中国易受干旱气候影响的集中区域,其备用水源地建设较为突出。北京在1999年遭遇特大型干旱后即启动了备用水源地建设,乌鲁木齐也建立了甘河子抗旱应急井群,在2013年面临供水紧张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刘臣辉认为,那些不缺水但水源遭受污染的城市面临的情况可能更加糟糕。

  环保部2007年对4002个饮用水水源地的调查结果显示,35%的水源地已经不符合要求。最新公布的《2014年国土资源公告》则显示,地下水水质呈较差级和极差级的,分别占到45.4%和16.1%,合计占61.5%。

  在刘臣辉看来,以河流、湖泊为水源地的城市面临的污染风险最大,水源应急供给能力要求也最高。“这类水源地往往是工业集中、人口聚集的区域,工业、生活污染严重,水源水质变差几乎是必然,一旦污染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的事故。”

  以长江为例,其主干河道沿线坐落了几十个城市,尤其是下游地区的江苏境内,聚集了南京、常州、无锡、苏州等一系列工业重镇。“这些城市在长江都有取水口,一旦长江航道发生化学物质泄露事故,整个区域的城市供水都会受到影响。”刘臣辉说,此前长江曾多次发生此类事件。

  2011年江苏省曾要求县城以上城市要在2013年底前建立备用水源地,备用水源地最少能满足7天以上的居民生活用水。截至目前,江苏省内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均建立了备用水源地。

  严苛的选址条件

  “近年来一个可喜的变化是,各地都已经意识到备用水源地建设的重要性,但其规划建设却显得欠考虑。备用水源地的选址,并不是对着地图画个圈那么简单。”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

  负责备用水源地选址规划的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探开发局副总工程师李宇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怀柔备用水源地从1994年选址调研到2001年开工建设,前后历时6年。

  在刘臣辉看来,备用水源地选址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安全。“一是环境安全,一是水质安全。”他说,前者要求备用水源地必须是环境污染风险小的地区,后者要求备用水源地水质必须达到甚至高于国家标准。

  工业区污染风险较大,最理想的地点是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城区周边的环境污染很严重,能选的地方只有远郊的农村。”刘臣辉说。

  李宇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在备用水源地选址初期曾拟定永定河和潮白河两个候选,但永定河最终被否决,因该河穿城而过,周边人口密集。而潮白河则位于远离城区的怀柔境内,且在农村地区。

  水质安全也至关重要。“水质是一个硬指标,必须达标才能供水。需对该地多年的水质检测数据进行分析,不能有被污染的历史,水质还必须多年达标、稳定性好。”李宇说。

  对一些以区域性河流为水源地的城市来说,还需考虑同源污染的风险。原则上要保证现用水源和备用水源不处在同一水体中。即便实现不了,也需两个水源地距离足够远,以便消解污染物。

  以无锡为例,其原有水源地位于太湖岸边,备用水源地则位于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长江岸边。无锡市自来水总公司副总工程师陆纳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正是考虑到长江和太湖分属不同水系,能够避免交叉污染。

  需要考虑的还有水量。李宇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建成的昌平马池口备用水源地,2011年就退出了北京市备用水源地之列。原因正是储量过低,该水源地当时的年可开采量只有4000万立方米,仅为怀柔备用水源地的三分之一。

  “画饼充饥”

  本刊记者粗略统计发现,全国省会城市中,21个城市已建或在建备用水源地,占总数的75%。全国314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建设备用水源地的占到近八成。

  然而,许钦松在广州看到流溪河下游的污染情况后,用了“沦为摆设”四个字来形容这一广州市备用水源地。“其他地方可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公开资料显示:武汉的备用水源地梁子湖在2011年就被曝水质不断恶化,从二类水体变为三类水体;宜昌的备用水源地梅子垭水库部分水质更是恶化至五类。

  “这就反映出当地在选址时没有充分考虑污染风险,是失误。”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有些地方建设备用水源地是迫于政策压力,纯属应付,轻率地划一片地方就算备用水源地。“一些城市也未将备用水源地纳入保护范畴,致使备用水源地荒废乃至被污染。”

  “那些遭受污染的备用水源地基本丧失功能,等于没用,就是画饼充饥。”在刘臣辉看来,“现在各地备用水源均处于被动防控阶段,就是通过水质检测来观察污染。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主动搜索污染物,提前采取措施避免污染。”

  在一篇尚未公开的论文中,刘臣辉给出了一种“污染物筛选”的解决方案。通过对美国、欧盟等地水体污染物防治标准的研究,他找出了554种水体污染物控制名单,其中的449种为中国登记在用的污染物。综合国内水体污染情况,这次研究最终确定了19种需要优先控制的污染物,而各地只需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当地实际筛选出污染物。

  刘臣辉说,按照这种方法,扬州一个备用水源地只需控制9种污染物即可保证水质,“能够实现针对性地防控污染物。”

  李宇的观察是,国内备用水源地长期处于冷备用状态,配套设施建设落后,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恐不能及时发挥作用,“有些地方备用水源地就是按照应急标准来建的,什么都是临时性的,而国外恰恰相反,备用水源地建设是按照最高规格来做的。”

  北京:走出超采泥潭

  在过去12年,仅怀柔备用水源地的地下水超采量就在十亿立方米以上,“等于抽干了一个密云水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元元/北京报道

  在远离北京城区的怀柔县城东南部、怀河与雁栖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42眼地下井正在日夜不停地向上抽水。这些取自地下45~250米的井水,通过大口径管道输送至临近的自来水厂,经过处理后再经由密密麻麻的地下供水管道输送至遍布北京城区的千家万户。

  鲜为人知的是,在过去的12年间,位于怀柔的这处地下备用水源地,已累计向北京城区供水超十亿立方米。如果加上正在使用的其他两处备用水源地,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0亿立方米左右。

  对于长期缺水的北京来说,这个数字意义重大。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以下简称北京市地矿局)副总工程师李宇全程参与了备用水源地建设,用他的话说,“北京建设备用水源地不仅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战略意义。”

  缺水之痛

  北京要建备用水源地,最大的原因就是缺水。

  “缺水已经成为关系到北京发展的重要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李宇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统计资料显示,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40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值的六分之一,世界人均值的二十五分之一,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这一下限。

  在李宇看来,国内城市的缺水情况分为水质性缺水和水源地缺水两类,“前者缘自工业污染,后者缘自极端干旱天气,北京属于后者。”

  本刊记者统计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地区曾先后出现过4次因干旱导致的供水危机,每十年发生一次。

  第一次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其中1962年的年降水量仅为366.9毫米,远低于585毫米的年均降水量。这次干旱天气导致北京地区的主要水源地官厅水库入库水量锐减,水库水位降至死水位以下。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批准建设京密引水渠一期和二期工程,开辟密云水库作为北京城区的水源地。

  进入70年代,干旱并未缓解。1970~1971年、1973~1974年,北京连续出现枯水年,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两大水源地的入库水量同时骤减,造成200多万亩农作物严重减产。

  1980~1984年,北京连续5年干旱,两大供水水库的水位大幅下降。当时的公开资料显示,北京的地表水供水量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每年26亿立方米衰减到80年代后的每年13亿立方米,减少了一半。彼时,国务院为保障北京的城市供水,将密云水库改为北京的专用水源,不再向下游城市供水。

  距离最近的一次供水危机则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1999年,北京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严重干旱,年降水量只有349毫米,仅为正常年份的58.7%,密云水库的全年来水量只有0.73亿立方米。2000年,北京持续干旱,密云水库的全年来水量降至0.27亿立方米,水量储备剧减到12.6亿立方米。

  按照北京当时的供水需求,密云水库的可用水量只能维持一年。“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如果不采取措施,北京必定会出现供水危机。”另一位全程参与备用水源地建设的政府内部人士谢伟(化名)告诉本刊记者,这次干旱加速了北京的备用水源地建设。

  1999年5月,北京市政府首次明确表示,启动怀柔备用水源地建设;2000年,北京市地矿局联合相关部门对备用水源地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2001年10月,怀柔应急水源地开工建设。随后,平谷应急水源地、房山张坊应急供水工程、昌平马池口备用水源地也相继开工建设。

  “即使没有发生1999年的特大干旱,北京也应该提早建设备用水源地。”谢伟说,作为一个干旱天气频繁、又以地表水为水源的城市来说,北京别无选择,“建设只是时间和意识问题。”

  先选对地方

  早在北京市政府决定启动怀柔备用水源地建设的几年前,北京市地矿局就已经开始了备用水源地的选址工作,但并未引起关注。李宇说,1991~1992年,北京就开始遭遇干旱天气,连续两年的降水量都低于年均降水量,“供水紧张的迹象已经出现”。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寻找合适的水源地,以保证供水。

  1994年,北京市地矿局、北京市水利局联合向北京市政府申报,首次提出在北京建立备用水源地。

  首要问题是,选地表水还是地下水?

  “北京本身就是因为地表水短缺导致的供水危机,所以我们能选的备用水源地只能是地下水。”李宇说,备用水源地的选址范围最初集中在永定河和潮白河两条河上,“就当时掌握的水文条件看,这两条河流的地下水储量比较丰富,是选址的理想之地。”

  为了确定准确的区域,团队列出了四大条件:地下水储量规模、与输送管网连接的便捷性、宜采易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地下水储量是最关键的,至少得保证每年一亿立方米以上,还能连续开采几年。”李宇说,单就地下水储量来说,两河均满足开采需求,属于地下水丰盈区域。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与输送管网的距离。“如果距离太远,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铺设管网,所以我们选址时尽量寻找靠近主干管道的水源地。”李宇说。

  两河都不存在远距离铺设管网的问题,但永定河因位于城区,固有管网的铺设比较复杂,潮白河则相对简单,且距离最近的输水管网只有500米。

  “此外,水源地要有可持续开采能力。”李宇说,“缺水的时候能保证供水,丰水的时候又能自己补充水源,达到采补平衡。”

  当然,对于北京这样聚集几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地下水开采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也必须考虑。最终,穿城而过的永定河被放弃,地址确定在怀柔县城东南部的潮白河地区。

  随后,北京市地矿局将备用水源地建设的可行性方案上报至北京市政府,等待批复。谁料到,随后几年,北京的干旱天气却大大好转,降水量开始逐步回升。

  “1994年北京下雨了,降雨量还非常大,连密云水库都开始泄洪。”谢伟说,这种情况下,备用水源地建设方案也就被扔在了角落里,无人问津。

  当时看上去,北京缺水的警报似乎解除了,没想到后来还有更大的干旱。

  加速上马的项目

  1999年,北京旱情开始日趋严重,密云水库库容不断下降。

  “明显感觉供水紧张了。”谢伟说,当时上至国务院,下至北京各区县都开始想办法保障供水。

  为此,北京市政府多次召集会议商讨对策。李宇说,当时所有跟水有关的部门都拿出了解决办法,这其中包括从河北调水、引黄入京等多个方案。也就是在此时,之前一度被遗忘的备用水源地建设方案,再次被拿出来讨论。

  “当时市政府通知我把怀柔备用水源地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打印50份,拿到会议上讨论。”李宇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处于广泛征集解决方案的阶段,备用水源地方案仅仅是众多备选方案之一,“大家各说各的方案好,备用水源地方案只是拿来讨论,甚至都没人关注。”

  针对当时呼声较大的引黄入京方案,李宇提出了反对意见。在他看来,远水解不了近渴,“我们自己的水资源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不应该先考虑远距离调水。”

  1999年5月21日,北京市政府公布缓解水资源紧张状况的26条措施,其中明确提出应尽快立项、启动怀柔应急备用水源地的建设。在得到市政府首肯后,北京市地矿局利用财政拨付的600万资金对怀柔备用水源地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工程性勘察。

  随后半年,地矿局组织的调查队详细研究了地下水开采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地质灾害发生几率,最终形成地质灾害、水资源、环境3份评估报告上报至市政府。

  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地矿局还向市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缓解北京市水资源危机的报告》,提出在北京建设5处应急备用水源地。有了怀柔备用水源地的先例,该报告很快被批准。

  2001年10月,怀柔备用水源地正式开工建设,2003年8月30日正式并网运行,年开采量1.2亿立方米;一年后,平谷应急水源地并网投入使用,年开采量1亿立方米;房山张坊应急供水工程也与2004年2月开工建设,2005年投入使用,年开采量8000万立方米左右;昌平马池口备用水源地于2006年底建成,年开采量4000万立方米。

  短短5年时间,北京相继建成了4处备用水源地,年开采总量在4亿立方米左右,大大缓解了当时的供水紧张状况。

  地下水超采危机

  作为第一个建立备用水源地的城市,北京的成功经验带动了全国范围内备用水源地的建设,然而,日益严重的地下水超采问题也饱受争议。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第二次重大旱情时,北京平原区就掀起了一波农业抗旱打井的高潮,短短几年内打了3万多眼机井,地下水开采量比60年代增加了1倍。“北京地下水超采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谢伟说,此后北京的地下水超采量年年增加,到备用水源地建成后更是猛增,“一发不可收拾。”

  以怀柔备用水源地为例,根据相关部门的检测数据,怀柔地区的地下水一直保持采养平衡的状态。换句话说,在建立备用水源地之前,该地的地下水开采是在合理范围之内,“这就意味着备用水源地的建设肯定要超采。”谢伟说。

  为此,怀柔备用水源地在设计之初就明确提出,要采取“开二养三”的方式进行开采,即开采两年、修养三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地下水有足够的时间回补,才不会因超采导致严重的后果。”李宇说,在提交给市政府的可行性报告中,团队设计了5000万立方米、8000万立方米、1.2亿立方米、1.8亿立方米四种不同的年开采量供选择。

  这个开采量是根据该地的地下水承受能力设定的,年开采量越大修养的时间就越长。“虽然也会导致地下水超采,形成漏斗,但是这个漏斗是可控的,不会导致地面的沉降,也不会引发地质灾害。”谢伟说,“市里最后选择了1.2亿立方米的年开采量。”

  然而,自2003年8月投入使用以后,怀柔备用水源却从未停止过开采,更谈不上任何的水源补充。根据谢伟的保守估计,在过去12年里,仅怀柔备用水源地的地下水超采量就在十亿立方米以上,“等于抽干了一个密云水库。”

  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本刊记者获得的内部资料显示,仅2003年8月至2006年8月的3年间,怀柔备用水源地的浅井水位埋深就由地下15米下降到地下28米,深井水位埋深由地下16米左右下降到地下35米。“现在怀柔地区的地下水位埋深,已经从10米下降到50米以下,也就是说地下50米以上都被采空了,没水了。”谢伟说。

  按照谢伟的说法,怀柔备用水源地的地下水超采面积相当于8个密云水库的水域面积。“由此形成的地下漏斗还在不断扩大,目前还未带来巨大的危害。但这就像人感冒一样,如果不治也能致人死亡。”

  除了怀柔备用水源地,平谷备用水源地也一直处于超采状态。“保守估计,平谷备用水源地在过去10年的地下水超采量也在十亿立方米左右。”谢伟说。

  北京市水务局水资源处处长戴育华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也坦言,近几年北京地下水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米左右,地下水储量每年减少5亿立方米左右。

  不过,形势正在好转。戴育华说,北京正在采取多种措施逐年减少地下水的开采量,这其中包括提高再生水的利用量。北京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北京全市再生水利用量已达8.1亿立方米,占全市用水总量的22%,这一比例较2010年的19%增加了4个百分点。

  “在不断增加再生水利用量的同时,我们也会通过南水北调的供水逐渐减少城市用水对地下水的依赖。”戴育华说,2014年12月12日正式通水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15年将向北京供水8亿立方米,占到北京用水总量的四分之一,“相比之下,现在备用水源地的供水量每年只有2亿多立方米,在逐步减少。”

  与此同时,北京市投资30多亿元的密云调蓄工程也正在建设之中,该工程将会回补一定量的地下水到上述超采区域,以帮助补充当地水源,恢复地下水位,“现在无法确切说到底多少年才能恢复。即使地下水位恢复到当年的程度,储量也跟十几年前的不一样了。”戴育华说。

  无锡:为何舍近求远

  作为坐落在太湖岸边的城市,无锡摒弃以往就近取水的默契原则,

  跑到50公里外的长江建设备用水源地,借双线供水避免蓝藻事件悲剧重演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元元/江苏无锡报道

  谈起8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太湖“蓝藻污染事件”,无锡市自来水总公司生产运营处处长胡侃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无锡自来水因突如其来的蓝藻污染,全城供水中断,居民涌向超市将所有能喝的水抢购一空,场面蔚为壮观。

  水,成了无锡人心里的一道阴影。

  就在“蓝藻污染事件”爆发的前一年,无锡选址长江岸边、日供水40万吨的备用水源地就已开工建设。但这并没能在那场持续多日的供水危机中发挥任何作用。

  今天,无锡不仅建成了日供水量100万吨的长江备用水源地,而且实现了长江、太湖两大水系、三大水源地的互补供水。

  “即使再发生突发性的水污染事件,无锡也能扛过去,8年前的场景不会重演。”无锡当地一位官员信心满满地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夭折的方案

  无锡建设备用水源地的想法,早在“蓝藻污染事件”爆发前就有了。无锡市自来水总公司技术负责人戎伟(化名)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世纪90年代末期,无锡市某领导就提出要建立备用水源地,但并没有明确思路和要求,“仅仅从供水安全的角度提出这样一个建议。”

  按照当时的想法,无锡需要在长江岸边寻找一个新的备用水源地,以应对不断增加的用水量,缓解太湖供水的压力。“我们希望以此来实现南(太湖)北(长江)供水的相结合,形成一个运行稳定的供水系统。”戎伟说。

  不过,这一想法在当时并未引发关注。2000年前后,太湖水质逐渐变差,无锡水源地的水质也随之恶化。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太湖全年87%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四类水体占71%、五类水体占4%、劣于五类水体占12%。而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太湖污染防治“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2000年太湖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需达到地面水三类水质标准,目标显然没有达到。

  因此,无锡想到去长江取水。

  现实问题随之而来。无锡城区坐落在太湖岸边,距离下属县级市江阴的长江沿岸最近距离也有50公里。

  “水源地的建设一般采取的都是就近取水原则,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在全国没有先例。”戎伟说,远距离取水成为长江备用水源地建设的一道坎,“建吧距离太远,不建吧太湖的水质在变差,这成了一个两难的抉择。”

  当然,背后的核心问题还在于资金投入。全程参与备用水源地选址的无锡市自来水总公司副总工程师陆纳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预估的长江备用水源地建设工程资金投入在10亿~20亿元,“按照当时无锡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投资太大了,负担不起。大家一听到这么大的投资,就不再提了。”

  陆纳新认为,无锡当时搁置备用水源地建设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太湖水源的水质条件还算符合要求,“并没有急迫到需要建设备用水源地。”

  此后5年,这个一度被提起的长江备用水源地建设方案,再无人问津。

  去长江找水

  公开资料显示,2000~2005年间,尤其是2003年以后,太湖水质急剧恶化。

  以高锰酸钾为例,太湖水体该物质含量从2003年的4.2mg/L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5.2mg/L左右,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也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轻度营养化增加到中度营养化。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钱益春在一篇名为《1998~2006年太湖水质变化分析》的文章中称,导致这一污染趋势变化的原因是,2003年后,太湖流域的污染企业增加。

  陆纳新也坦承,跟2000年相比,当时太湖的污染确实已经加重,出现了水质性缺水。

  “经济发展导致的用水量也在增加,可以预见供水会出现缺口,备用水源地已经到了非建不可的程度了。”胡侃说。

  2005年7月,无锡启动了长江备用水源地建设前期调查工作。当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在长江沿岸寻找一处合适的水源地。

  戎伟说,选址考虑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个是距离、一个是周边环境、一个是水文条件。

  无锡下辖的江阴市长江岸线有40公里左右,且当地水源地也建在那一带,“这就要求选址要有一定的规避性,要与江阴的取水口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规避近距离取水对长江河岸造成的影响。”

  就环境因素而言,陆纳新告诉本刊记者,江阴市区是沿江而建,如果选择靠近市区的位置,水源地的保护和建设都存在很大难度。在最初拟定的3个备选取水口中,2个都因距离江阴城区较近,管道施工难度大而被排除在外。

  最理想的地方就是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不仅污染风险小,且易于保护。但这对于布满工业区的长江沿岸来说并不容易。

  “大家总觉得长江中下游是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但长江本身是流动的,污染物也会随之削减。”戎伟说,从多年的观测数据来看,长江水体一直稳定保持在三类水质,“符合建水源地的水质要求。”

  最终,无锡将备用水源地选在了位于江阴市上游、西北部的黄丹村。2006年6月,长江备用水源地在经过一年的调查选址后,正式进入施工建设阶段,一期工程日供水能力40万吨,当时计划2009年投入运行。

  跨区域工程

  如前所述,长江备用水源地建设的难题在于双线距离太长。胡侃说,整个输水管线的单线长度达到38公里,双线长度76公里,“不仅投资大,而且势必增加整个项目的施工难度。”为了节省投资,输水管道的建设路线采用直线设计,这样带来的问题是管线必须过境常州——因为黄丹村正处于江阴与常州的交界地带。这使得输水管线缩短了10公里,至少节省了1亿元建设资金。

  不过,在胡侃看来,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因土质不好造成的施工缓慢。无锡所在的长三角平原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属于冲积平原,土质疏松,土壤承载能力非常有限,“而输水管道恰恰很重,施工地区的土壤无法承重。”胡侃说,如果不采取加固措施,一旦管道下沉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除此之外,整个项目建设还要穿越长江大堤、高速公路、运河等复杂的地形,施工过程中还涉及拆迁安置等一系列问题。”胡侃说,作为一个跨地区的备用水源地建设项目,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

  就在一期工程开工建设的一年后,太湖爆发严重的蓝藻污染事件,无锡全城出现严重的供水危机。在陆纳新看来,“蓝藻污染事件”恰恰证明建设备用水源地的选择是正确的,也加快了长江备用水源地的建设进程,“当时无锡面临很大压力,如果一期工程当时建好了就能发挥很大作用。”

  在一期工程尚未建成的基础上,无锡市于2007年下半年启动长江备用水源地二期建设工程,将日供水量从40万吨增加到80万吨。该工程建设周期仅一年多,在2008年12月就投入运行。2011年,无锡再次进行长江备用水源地三期建设工程,将日供水能力提高至100万吨,该工程已于2013年初投入运行。

  “一旦太湖水质发生问题,长江水源地能保证无锡城区供水。”胡侃说,无锡城区日用水量平均在100万吨,高峰时也就120万吨,与长江备用水源地设计的能力相符。

  不过,无锡城区目前的供水还主要依靠太湖水源地,长江水源地日供水量在50万吨左右,仅为设计能力的一半。“这样做是为了使太湖和长江的供水达到平衡,以最大程度上保证供水安全。”戎伟说。

  胡侃认为,无锡目前已经实现了长江、太湖的双线供水,形成了稳定的供水体系,能够应对突发的水污染事件。

(责任编辑:DF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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