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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货”崛起

2015年08月24日 17:07
作者:金风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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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货”崛起,是一种需要

  翻新后的北京前门大栅栏,仿古商业街两边混搭着古今中外的各种品牌。在各式招牌中,“马聚源”“内联升”“瑞蚨祥”这三块匾额颇为醒目。这三家先后创立于清嘉庆、咸丰和光绪年间的老字号,历经百余年,于今依然熠熠生辉。

  这三个品牌,恰好覆盖了日常穿戴所需的鞋、帽、衣衫,成为“老北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片段。晚清民国时期所谓“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瑞蚨祥”——头戴“马聚源”的帽子,脚蹬“内联升”的靴鞋,身穿 “瑞蚨祥”绸缎做的衣服,所描摹出的,正是国人对于民族品牌记忆的温情画面。

  但这些尚停留在手工制作阶段的商品,却并非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国货”。

  所谓“国货”,旧时通常指中国自己制造的工业品,被译作China- made goods者居多。对中国人而言,这个概念固然标度着工业发展的水平,其意义则远不止于用度所需。

  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会”在京师农商部商品陈列所召开。这是“国货”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全国性展览会上。而这一年,正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之际。彼时,抵制日货与提倡国货,作为民族自强主题的一体之两翼,迅即成为席卷全国上下的风潮。

  100年过去,立于全球化的当下,对“国货”二字的理解,已与当年迥然不同。

  事实上,由此刻上溯30余年,中国早已开启了一轮新的国货周期。

  自上世纪80年代始,于改革开放的宏阔背景之下,日本进口的电子表、电视机纷纷进入中国家庭,其中,收录机更成为时髦的产品——“三洋” 甚至一度成为收录机的代称。

  而于中国市场内部,喷薄而出的消费需求令前30年累积的工业基础得以释放,一批军工企业也开始进入民用消费品的生产领域。在一个严重供不应求的市场上,中国制造业开始显露生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逐渐走入普通中国家庭。

  一时间国产品牌群雄崛起。在不少特大城市,甚至都有各自的家电品牌。比如冰箱,北京有“雪花”,天津有“可耐”;而彩电,北京有“牡丹”,上海有“金星”……

  与进口商品同时登陆的,还有前所未有的资本与技术。巨变之际,携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之利,珠江三角洲地区一时得领风气之先。

  彼时,香港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渐丧失,产业梯度转移的要求迫切。大量中小型的香港制造企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大规模迁入珠三角,香港与珠三角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前店后厂”模式。大规模进入的港澳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激活了沉睡的土地、劳动力资源,由此成就了珠三角的经济奇迹。

  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10年,与广东成为经济龙头一样不能忽视的变化是,江浙民营经济开始崛起。一些早期靠“假冒伪劣”打天下的企业,也开始打造自己的品牌。而这一时期最不能忽略的背景,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谈话。

  民营经济的崛起,外资制造业的进入,内外市场力量的合流,令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得到空前发展。

  在全球市场,无论电子零件,还是服装玩具,都能看见MADE IN CHINA的印记。凭借“中国制造”的价格优势,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中国货”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人知的符号。

  毫无疑问,这一时期“中国货”的成功,正是改革开放的成功。

  这波始自来料加工的海外扩展,用极高的性价比征服了世界。但在世界市场上,“中国货”往往意味着无技术和无设计的代工生产,之后又演变为对国外品牌的仿冒,并被习惯性地冠上“低价”和“劣质”的标签。国外一些商店为标榜自己的信誉,甚至贴出“本店没有中国货”的告示。“国货”二字又是如此沉重。

  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际,遭遇了“前后夹击”。

  为应对危机,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力图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重塑竞争优势,以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复苏;同时,也积极引导海外制造业回归本土,为发展实体经济、增加就业添加砝码。

  前有“阻击”,后有“追兵”。一些发展中国家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等要素的低价格和优惠政策,吸引在华外资企业转移产能,甚至有些中国本土企业也顺势在东南亚建厂。产业再次向成本洼地转移,相当多的“中国货”正在变为“越南货”“柬埔寨货”乃至“非洲货”。

  这时我们发现,“中国制造”并不等于“国货”。而中国作为积蓄了30年力量的制造大国,所拥有的,也决不应该只有生产能力。

  于是,中国企业开始了一场异常坚决的转型突围。以华为、联想、格力、海尔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开始将技术研发放在第一位,同时建设自有品牌及其服务和营销体系,向海外输出具有更先进技术、更高端品质、更精良设计、更精湛工艺的“新国货”。作为中国手机行业出海的一个样本,2009年才开始进入国际市场的OPPO手机,目前已经成功进入泰国、越南、印尼、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菲律宾、澳大利亚等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员工超过1万人,在全球建有15万个销售网点。

  中国制造业终于开始跨越低成本的优势,向高端和产业链转化。

  “新国货”之新,在于创新。

  创新,既是科技创新、科研创新,更是从战略创新到渠道创新的体系性创新,是从体制上、机制上塑造创新的环境,全面实施创新驱动。

  理解这种由“术”而“道”的飞跃,不能脱离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大逻辑。

  于内,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人口、资源、环境红利等基本面的悄然变换,从粗放增长到追求质量的发展成为必然,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成为鲜明特征。

  于外,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时期,显现出长周期特征。在困难形势下,国际需求疲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在全球市场展现新面孔,中国的“新国货”在国际上必须立得住、叫得响。或曰: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中国实体经济的真正勃兴,才是中国经济的健康之基。

  因之,“新国货”的崛起,不仅是一种主张,更是一种需要。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也将成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荣耀:“新国货”出海记

  直到2014年荣耀进入欧洲市场的时候,欧洲亚马逊的负责人还问:“一个来自中国的品牌,凭什么可以卖到300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特约撰稿陈敏/深圳报道

  华为西欧地区部原副总裁赵明,2002年只身到欧洲开拓3G市场。客户问的第一句话通常是:“华为是谁?”

  还有人把Huawei拼成“Hawaii”,也就是“夏威夷”。所以后来华为在欧洲的员工们都会开这个玩笑:“Huawei,who are we?”

  如今,身为荣耀总裁的赵明,正在为这家全球最有名的中国企业推出新品牌:荣耀。

  无论华为还是荣耀,其背后是中国每年高达10万亿元产值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开启第二轮对外开放后,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担当着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的重要角色,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支柱产业。

  只是如今,非依靠品牌带来的价值,中国的电子信息制造业已经很难在“新常态”下独善其身。更不要说,人们对它一路走来的模式本就颇有微词。

  而放眼中国超过百万亿元产值的制造业以及实体经济,必须是营销、技术乃至企业战略的一系列创新才能支撑品牌走上前台。

  “过去,华为一直是为全世界的通信和互联网提供设备,为大家打电话、上网等做背后看不见的支撑。”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几年,以手机为代表的终端业务在华为整体业务中所占比重大幅提升。

  “华为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体验得到的‘新国货’,更直观地改变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印象。”他总结。

  华为公司1987年创立于深圳,名称来自当时流行的标语“中华有为”。“在选择新独立品牌名称的时候,也没有考虑第二个选择。与中华有为相呼应,我们希望赢得世界的荣耀。” 华为消费者业务CMO张晓云说。

  “插入敌后”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产业室主任、研究员史炜,2006年因《华为的冬天即将来临》而被关注。

  那是他博客上的一篇文章。“没想到招来这么大的反应。”他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其实我的本意不是针对华为,这个研究针对的是中国很多像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甚至针对国家的经济。”

  那也是入世后中国经济的“黄金时代”。此前一年中国GDP增长达到9.5%,2006年高达10.7%。

  但是史炜一针见血地指出,“当GDP由数量型增长进入质量型增长时,整个国家宏观经济都要转型,由传统发展战略向质量型战略和强国战略转变。”

  而在发生这种变革的时候,“像华为、联想这样的高科技产业公司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非常艰巨。”史炜总结说。

  对于当时华为走出去,他的评价是“很像当年八路军深入敌后的作战方式,很中国化,但确实很有效。2005年华为出口额达70亿美元,比2004年翻一番。”

  但与华为的相关人员做了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后他发现,“当时华为走出去的方式还是产品……尽管有很多国际领先的专利,但是并不是绝对前瞻的,是一种集合技术和整合技术。”

  而且一旦华为崛起,“就会影响到海外跨国电信公司的战略布局,以及影响到这些公司所在国家的国家战略安排,那时,华为将面对这些跨国巨头和其所在国家的全力封杀,华为的冬天就真的会来临了。”他当时预测。

  其实,“在2G时代,华为就曾经为专利付出过昂贵的代价。”赵明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到了3G、4G时代,华为已经掌握诸多核心技术专利,并开始向一些西方通信企业收取专利费用。

  华为手机刚进入意大利市场,一家当地专利公司就找上门来,声称持有双卡双待的一种专利,要求华为每售出一台手机就支付5欧元专利费。

  5欧元就是利润空间,好在对方的要求并不成立,但欧洲各大通信公司不断“围攻”华为,纷纷要求支付专利费。

  在赵明的印象中,华为过去支付了可以称为“天量”的专利费用。

  史炜说,彼时国外企业对移动通信的科技投入一般占销售额的10%至16%,而中国只占2%至6%。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是,世界著名通信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多在每年每人20万美元以上,而中国只有1.5万美元。

  另一种未经有关部门证实的说法是,至今中国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足1%。

  门缝是如何拉开的

  虽然窘迫,但在一干中国通信企业中,华为的国际化其时已鹤立鸡群。

  更早的时候,赵明向欧洲客户提出白送产品、免费体验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让我们考虑一下。”

  “欧洲人有特别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外来品牌不容易获得当地消费者的认可。”赵明说,能否突破欧洲市场往往是衡量一家电信企业成就的重要标志,“GSM、3G的发源地都在欧洲,能否进入这个市场,对所有通信企业都至关重要。”

  回到更早的1996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带队赴俄罗斯参加莫斯科国际通信展,在城中森林、列宁山以及莫斯科大学这些他年少时曾向往的地方,看到的却是大量假冒伪劣的“中国制造”。

  一些商店为标榜自己的信誉,居然贴出“本店没有中国货”的告示。

  彼时正是“中国制造”进军海外第一轮高潮的尾声。这波从上世纪80年代初来料加工开始的海外扩展,在初期曾用极高的性价比征服了世界。

  通信制造业合资的开端是1983年的上海贝尔,其后借各省区市大规模引进程控交换机整机的契机,跨国通信设备供应商蜂拥而入,进行本地化生产。随着消化引进技术取得进展,以及国内终端用户的激增,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通讯制造业一枝独秀,并且成为典型的OEM行业。

  可是中国制造的负面评价也随之高涨。

  2004年,在马来西亚一家卫星数据企业工作的P Sanjeev跳槽到华为印度公司。“刚开始我的工作非常困难。”如今身为华为印度代表处终端业务部销售总监的P Sanjeev告诉本刊记者说,当时在印度的中国制造都是玩具、塑料制品以及没有品牌的山寨货。

  来自中国的山寨手机只有50元人民币,使用三四个月就坏了。

  “大家逐渐觉得Made in China代表了质量很差的产品。”P Sanjeev说,有品牌的手机、电脑、电视机、照相机等多来自日韩。

  就是那次从俄罗斯回到国内,任正非开始将华为每年营收的至少10%投入研发。2014年这个数字是14.2%,过去10年用于研发的总投入超过1900亿元人民币。

  欧洲专利局的数据是,2014年华为申请专利数1600项,增长48.6%,在中国企业中排名首位,高于它的竞争对手高通公司,后者以1459项在美国企业中排名第一。

  其实在进入欧洲的最初3年时间里,华为几乎一无所获。机会是:荷兰一家很小的运营商只有很小的机房,诺基亚、爱立信等大企业不愿意单独给它开发新产品。

  华为历时8个月为其开发了分布式基站——把通讯基站的室内部分做成分体式空调一样,从而大大减少占用空间。

  “还是高价格签下的项目。”余承东回忆,签约现场,一位已在那里奋斗了3年的负责人泪流满面,“那段时间我头发掉得厉害,办公桌上经常一摸一把。”

  余承东等人的欣喜还未消退,这家运营商就被收购,放弃了华为的设备。

  但是毕竟有这个创造性的产品存在——两年后,2006年英国著名电信企业沃达丰在西班牙的网络需要改造,以扭转在当地的颓势。华为提供了这种新的组网方式,受到沃达丰认可,欧洲市场的门缝终于由此越拉越大。

  要做口碑生意

  就像一个跷跷板,研发费用的提升,压低了付出的专利费用。华为的这个转变发生在3G时代中后期。

  4G时代是中国通信制造业的转折点。“在3G时代,中国通信过度依赖西方,到4G时代,开始与国外共赢发展。” 史炜认为,一方面中国企业所控制的技术标准比此前增加很多,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移动通信市场上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强。

  根据目前的计划,华为打算于2018年前在5G研究上投入6亿美元,成为主导者。

  欧洲大公司的衰落正是从3G时代开始的,但那时仍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睥睨天下的时代。

  当时还是华为海外销售团队一员的张晓云回忆,那时通过运营商渠道进入市场,但手机并不好卖。

  一位运营商负责人曾经问她,“你的手机卖不掉怎么办?是不是拿去填海?”

  “这句话,像针扎一样。”张晓云说,当年的这句话,让她萌发了回国后投身营销领域的决心,“就是想要让一路裸奔的产品穿上衣服”。

  不过余承东强调,华为和荣耀能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首先还是创新带来的质量提升,“就像你到一个餐馆吃饭,感觉好吃以后你跟你朋友说这个餐馆很好,不仅会带朋友去,也会推荐朋友去。这样生意就起来了。”

  在发展中国家印度,仍然需要创新带来的各方面提升。

  “印度经常停电,所以电器设备经常遇到电压波动。”P Sanjeev说,为此,华为的产品特意增加了OVP——能在瞬间抑制过压以保护负载的芯片。另外,印度夏天很多地方会超过40摄氏度,华为的数据卡将WIFI和SIM分别设计到两块电路板上,从而解决了散热问题。

  “华为手机至少能用三年。”华为印度代表处终端业务部部长王国栋说,在印度市场同样首先强调质量,其次要适应印度特色。

  华为非智能手机在2004年至2011年在印度累计销售1500万部,成为三星、Micromax(印度本地品牌)之后的第三大手机供应商。

  但直到2014年荣耀手机进入欧洲市场的时候,欧洲亚马逊的负责人还问:“一个来自中国的品牌,凭什么可以卖到300欧?”华为西欧终端荣耀业务部部长姚奕海向本刊记者回忆,对方直言不讳地建议荣耀从100欧元以下的低端市场开始做起。

  因为那时华为手机几乎只存在于运营商的卖场中。

  “新国货”的新渠道

  在欧洲,手机的传统销售渠道分为公开渠道和运营商渠道。前者指门店或者大商场柜台,需要投入较高的人力、资金成本。通常只有占据市场绝对优势的品牌,才会投入高额的成本开发门店模式。

  运营商渠道,如与运营商合作推出合约机。它一直是比较主流的模式,但销售、利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运营商的制约。

  与诸多中国手机企业一样,过去华为手机在欧洲的销售也是依靠运营商。这解释了华为手机乃至绝大多数中国手机出货量大但仍“名不见经传”的原因。

  荣耀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虽然电商起步于北美大陆,但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可以作为备注的是,全球排名前列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企业占据主角。

  未走出国门,各行各业的中国企业先经历了互联网思维的洗涤和现实教学。比如手机,根据2014年国内手机市场线上销量达到8269万部,占整体手机销量的18%,增幅甚至高达56.6%。

  “日益开阔的线上渠道,需要我们单独建立一个品牌去开拓,拿下更大的市场。”余承东说。

  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营销“新国货”,也曾在华为内部面临微妙阻力。“全球很多地方的互联网销售以及配送,远不如国内发达。”荣耀海外业务部部长尹龙告诉本刊记者,进入马来西亚市场初期,当地最大的通信代理商曾经找到他,希望能从线下渠道销售荣耀,而且给出了可观的利润点。

  从短期看,线下渠道显然更容易取得成绩。“但如果选择线下模式,长远看,荣耀很可能会丧失在当地电子商务市场的机会。”尹龙说。

  “中国制造向‘新国货’的转型,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历程,中间也许要放弃几亿甚至几十亿元的订单。”余承东说,经过一代或者两代人的努力后,他希望世界上每三件东西就有一件是中国创造的,“是创造,不是制造”。

  到2015年,已经进入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为荣耀计划海外销售600万台,并投资1亿美元用于拓展全球市场。

  距发表那篇博客过去整整10年。虽然“封杀”出现,但华为却走在春天里。

  比亚迪:新能源超车进行时

  在王传福看来,比亚迪车型能否跳到15万元以上的级别、与合资公司直接过招,是比销量目标更难的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在磊/深圳报道

  自1956年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在长春一汽下线,60年来中国工业的“终极梦想”之一,恐怕就是走出国门。

  海外并购、海外建厂……历经一系列重大布局之后,商务部《2014汽车产业投资促进报告》却显示,当前中国汽车出口增长率和出口占产量比率都呈现下降趋势。

  据海关统计,2015年前5月,中国汽车出口同比下降9.1%。

  汽车出口疲软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表象之一。中国汽车出口主要市场为新兴和资源依赖型国家,受国际油价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影响,当地经济走弱,货币贬值,需求下降。

  事实上2013年后,受新兴市场需求不振等因素影响,中国汽车出口已经开始放缓。

  大势之下,对于颇有些知名度的自主品牌比亚迪汽车来说,却是冰火两重天。有人曾贴切地描述:“比亚迪传统燃油车过去三年的销量是一个完整的抛物线,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则是一条陡峭的上升曲线。”

  不过最终的结果是,2014年比亚迪汽车及相关产品业务同比上升3.03%。新能源汽车业务收入增长约6倍,销量增长9倍。

  数字的另一面,是比亚迪K9纯电动大巴进入全球5大洲市场。2015年初,K9又在日本京都地区运行。国产车远渡重洋,于把汽车工业引为骄傲的日本本土分一杯羹,实为破天荒的第一次——虽然并不面对一般用户,但在汽车论坛中它已被称为“神车”。

  预计2015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营收占比最高可能达到50%,取代传统汽车业务。

  有人于是提出疑问“比亚迪应该抛弃传统汽车业务吗?”

  这个问题不仅提给比亚迪、提给中国汽车产业,其策略与路径恐怕也可以让其他行业的“中国制造”思考。

  自主品牌的好日子

  “我们的新能源车卖得挺好,以后也会越来越好。”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侯雁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新能源汽车处在一个“风口”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爆发。

  不过“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内,比亚迪强调将汽车业务重点逐步转向新能源汽车,其间比亚迪也经历了公司变革的‘阵痛’。从现在的市场形势来看,这一战略思路转变的正确性已经验证。”他表示。

  2003 年,比亚迪以2.7亿元收购陕西的秦川汽车77%股权,成为继吉利之后第二家进军汽车制造领域的民营企业。此前自1995年到2002年的7年时间里,比亚迪从一个20多人的小厂,发展成为销售额超过22亿元的国际性电池企业。

  比亚迪汽车最早就包括三个业务板块:燃油汽车、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

  作为那个时代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代表,比亚迪汽车采取了颇受微词的“逆向研发”模式:购买各个品牌的全新车型进行拆解学习,从奔驰、宝马、雷克萨斯到丰田、本田。

  2005年,标志性的比亚迪F3诞生,它与一款丰田轿车外形相似,价格几乎仅为后者的一半,低于8万元,甚至在几年后降到5万元区间。

  除了节约研发费用,比亚迪汽车在成本控制上还别具匠心:比如自己生产除轮胎、玻璃和少数标准件外的所有零部件,而不是如行业传统一样外包。除了掌握零部件核心的技术,更是节约大量成本。

  总之,虽然路径不同,但当时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第一战略就是如何降低成本。比亚迪汽车无疑是成功者。

  2007年F6上市时,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称:“比亚迪要在2015年成为全国第一汽车企业,在2025年成为全世界第一!”

  此前一年F3销售63153辆,成为自主品牌汽车增长冠军。2007年1月和3月,F3月销连续突破1万辆。

  比亚迪也不是没有尝试过“更贵的汽车”——比如售价20万元的敞篷跑车S8,很像50万元上下的奔驰CLK,但无人问津。

  自主品牌汽车的低价好日子在2013年走到了头:一边是合资品牌普遍价格下调,另一边则是消费者品牌要求提升以及购买力加强。自主品牌汽车的销量与市场份额连续下降的时长,不断刷新历史纪录。比亚迪的传统汽车业务未能幸免。

  后来王传福总结:“第一是渠道发展过多,扩张过快,太关注渠道的数量,忽略了渠道的质量。第二是我们的品牌宣传做得很欠缺。2003年开始做汽车,我们稀里糊涂就成功了,但没有理解品牌的内涵。第三就是在品质方面没有做好。”

  这显然不仅适用于比亚迪。

  15万元门槛

  2008年底,售价不到15万元的比亚迪F3DM双模电动车正式上市。它的最大特色是世界首创、可以直接使用家用220V电源充电,可以应对一般中国车主缺少固定车位安装私人充电桩的现实。

  不过F3DM的价格显然还无法让人接受。王传福则在比亚迪传统汽车业务步入高峰时发现:“与销量的快速增长相比,比亚迪的品牌成长速度不够。”他的说法是,比亚迪车型能否跳到15万元以上级别,与合资公司直接过招,是比销量目标更难的挑战。

  打造品牌并不是中国企业的长项。王传福曾说,“比亚迪在做汽车之前是B2B。只要和诺基亚搞好关系就行了,其他的不用管那么多。我们习惯于这种打法。”

  一个例子是,比亚迪曾推出了相对高端的MPV车型M6,希望进军利润和市场空间都更大的中高级乘用车市场。其后的2011年,比亚迪又推出中高级轿车G6。但进军高端的尝试均未取得明显效果。

  “除了发展新能源汽车,中国汽车工业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王传福的这种判断虽然受到质疑,但仍奋力推进。

  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与国际电动车竞争对手相比,比亚迪更看重大巴和出租车业务。为了占领这一市场,K9等车型在设计时就强调了续航能力。

  在赢得洛杉矶长滩公交项目后,比亚迪美国副总裁Micheal Austin称,“竞争对手的电池较小,需要中途充电,而K9只需要夜间4?5小时的充电”。比亚迪高级副总裁李柯则表示,“K9在未来3到5年内都没有竞争对手”。

  比亚迪公关部经理易泽民对本刊记者介绍说,公交车的路线相对固定,而且单程距离较短,只需要在“两点一线”的终点配置充电桩即可。出租车的行车路线虽然比较随机,但活动范围一般不超出市区,在城市主干道修建足够充电桩,亦可以满足其需求。

  然而,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纯电动大巴面临更为苛刻的安全要求。事实上,相当多的国内城市公交系统均因电动汽车的电池安全问题望而却步。

  K9大巴进军海外,为其转回国内市场提供了背书。

  它的海外之旅第一站即是欧洲,那里也有几乎全球最严格的审核。王传福曾解释说,为了选择更为安全的电池发展路线,比亚迪只能牺牲电池容量。早期的K9在车厢内有宽大的电池箱,甚至使乘客感到压抑甚至晕车。这个问题到后期终于得到解决,移至地板下,提高了乘坐舒适性。

  与低价“中国制造”不同,据透露,在剔除研发等成本后,一辆K9在国内的利润可能高达100万元人民币,进入国外市场则是200万元左右。

  电动车的背后

  比亚迪最早由生产电池起家,电池技术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只是在现有技术框架下, “达到指数级别的增长很困难。”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所长张吉天告诉本刊记者,要实现翻倍甚至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次能源革命。

  汽车是新能源产业链上的一环,而不是全部。

  增发加码新能源,比亚迪近年的战略意图愈来愈清晰:电动汽车、锂离子动力电池、储能电站与光伏产业,形成一个全方位、多层级的产业格局。

  “将来技术达到了,可以实现无线充电,终极目标还是全部推纯电动车。”侯雁说。

  彼时需要的电力,在比亚迪的设想中来自太阳。

  “光伏泡沫过后,倒了一批企业,我们意外地挤进了全国前十。”易泽民说,投资新能源风险很高,比亚迪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基本依靠IT产业链反哺汽车产业链,汽车产业链再反哺太阳能产业链,“环境最差的时候,老板说一个月要亏掉一个亿。”

  王传福坚信,太阳能发电不久会低于煤炭发电的价格。然而,太阳能也面临存储电能等技术难题。顺蔓摸瓜,比亚迪储能电站便应运而生。

  早在2010年,比亚迪就先后中标中国南方电网的蓄电池、能量转换系统采购项目,张北储能项目,雪铁龙公司的集装箱式储能单元项目,中广核核电站高容量电池储能项目等。

  在2015年夏推出新能源汽车“唐”的同时,比亚迪也发布了首创的“移动充电站”——就像大规模充电宝,满足日常生活用电以及户外作业用电。

  至于吴创之焦虑的储能电站商业模式问题,易泽民并不担心。“电发出来,能卖出去,有利可图,肯定会有人去做这件事情。”

  魏建国:“一带一路”是“新国货”最好的机遇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制造猛击一掌,中国制造终于开始真正转型:跨越低成本的优势,

  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链转化。其结果就是“新国货”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北京报道

  所谓国货,即中国自己制造的工业品,与之对应的是漂洋过海而来的“洋货”。直到今天,“国货”两字仍然被赋予洋溢的民族情感和期望。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市场曾经历一轮前所未有的外来商品冲击。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一轮冲击中的很多产品就在中国生产,品牌所有者将中国作为生产地和销售地,凭借品牌和知识产权获得利润。

  加工贸易的模式虽然使“中国货”成为一个全球标签,但它一度也代表了价格便宜、仿冒风气、质量欠佳。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制造业猛击一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人口红利等支撑了中国30年高速发展的诸多因素开始消失。

  此时,华为、联想、海尔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企业开始尝试自有品牌以及服务和营销体系建设,进而向海外输出更具核心技术、更具价值、更高端的新中国货。

  时到今日,“‘一带一路’对中国制造、对新国货来说,是最好的历史机遇。”魏建国认为。

  手机、冰箱、电脑等一系列新国货的诞生,亦是一个大国崛起不可或缺的标志。“只有完成走向‘新国货’的蜕变,中国制造企业才能长盛不衰。”魏建国说。

  廉价市场谢幕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10年,全球经济形势跌宕起伏,给中国赖以生存的出口贸易也带来极大影响。它给中国制造带来的实质影响是什么?

  魏建国:这个变化确实非常明显。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企业一直没有承受过类似压力。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开始遇到诸多瓶颈,相对落后的产能开始面临日益高涨的生产要素成本、更高品质的市场需求等,对外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

  最近几年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抓住了全球产业链重新分工的机会。从世界范围看,全球产业频繁转移的同时,也发生着结构性变化,新兴产业逐步取代传统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新兴市场国家在产业分工中的地位日渐凸显。

  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产业构成都在进行新的调整和改变,纷纷致力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

  其实早在“十一五”时,中国即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但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制造猛击一掌,之后我们终于开始真正转型,一些新兴产业开始发力并崛起,比如华为为代表的IT产业,以徐工、三一重工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业,还有航天航空、动车高铁产业等,我们可以称之为“新国货”。我们的制造业开始跨越低成本的优势,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链转化。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转型之后的“新国货”具备哪些特征?你如何评价现在新国货出海的情况?

  魏建国: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带着高技术、带着专利,能够自主创新,拥有行业内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当然,新国货不仅可以走向亚非市场,更重要的是要走向欧美等高端市场。另外,新国货走出去,不仅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还要实现共赢。

  在大型机械设备制造领域,由徐工、三一重工等代表的企业,已具备了世界先进的技术能力。高铁产业已具备多项世界第一,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金字招牌。

  在家用电器领域则有以海尔和长虹为代表的企业,这两个品牌已经进入世界品牌500强。特别是海尔的洗衣机,过去是贴别人的品牌,现在它在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等全球多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供应商,别人靠海尔的品牌生存。

  在手机领域,以华为荣耀为代表的企业和品牌已经走向海外。特别是华为荣耀,在欧洲等高端市场就卖得很好。在一些新兴领域,近些年则涌现出诸如大疆无人机以及蓝思科技等代表企业。

  当然,在汽车以及芯片等非常重要的领域,我们的制造业和研究水平与世界相比有相当的差距。而且我们还缺乏引领行业的领军企业和高科技人才队伍。

  恶性竞争把自己毁了

  《瞭望东方周刊》:索尼的创始人讲过,他们用一代人的时间改变了“Made in Japan”在全球市场的形象,现在中国企业正在经历这个进程,“日本制造” “德国制造”等能给中国制造哪些启示?

  魏建国:首先是把销量的扩张转为提供高、精、新、特产品,加强产品的质量管理体系,为更高端的群体提供个性化服务。比如医疗器械,原来是荷兰、瑞典和美国的天下,后来德国从牙科开始突破,占据了全球医疗器械的高端市场。

  第二个是服务的人性化。企业出售的不再只是商品,而是服务。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国驻突尼斯大使馆做二秘,使馆的老式加长奔驰车抛锚,当地的奔驰厂家没有合适的配件。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德国的奔驰车厂家发传真,反映问题。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收到对方回复的传真,虽然配件在北非没有,但在德国的仓库里找到了,已用凌晨1点的航班空运到了突尼斯,当天即可以凭借传真到当地的奔驰厂维修。

  另外一个是社会责任。上世纪80年代BP要在贵州开工地,发现一棵树上有一窝小鸟刚刚孵出来,就向上汇报是推倒树还是保留着等小鸟长大,结果BP的总裁决定推迟施工,一直等小鸟长大飞走后再恢复工程。

  我们的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的服务和社会责任,要改变过去的粗放经营模式,向高精尖的方向发展。

  《瞭望东方周刊》:“新国货”出海需要国家给予哪些支持?对企业你有哪些建议?

  魏建国:国家对走出去企业最大的支持,实际上还不是政策方面的支持,而是搭建平台,让企业去了解环境、了解法律,还有就是保障企业安全的平台。

  一出国门,有些事情就麻烦了。比如需要相应的法律保护,需要双方签订投资保护协定,这是政府对走出去最重要的支持。

  再比如是不是能赚钱,相应的机构需要给一个评估、驻外使馆要帮助企业。日本的驻外协会、基金会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个国家的情况告诉要出去的企业,包括安全评估、投资方向、经济效益评估等。我们还做不到这些。

  我们走出去的一个缺陷,就是对外国的了解不够。

  “新国货”,还要研究当地的消费习惯,研究消费理念,研究对方的逻辑和文化。上世纪80年代,我国有一批出口给阿拉伯国家的拖鞋,几百万双,但是因为拖鞋底周边印的图案与以色列国旗的图案相似而被迫退货。

  日本企业在海外是互相抱团支持的,我们在海外就没有形成很好的利益团体,降价的恶性竞争实际上等于自己把自己毁了。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永远都走不出去。

  最好的机遇和真正的考验

  《瞭望东方周刊》:从2008年到现在,7年时间过去了,你如何看未来的新国货出海?

  魏建国:“一带一路”是未来30年甚至50年的大战略,是中国未来走向和平发展、全世界合作共赢的道路,是长期的艰巨任务,其中的关键是将中国的发展战略与相应国家的战略联系起来。

  中国经过了三次改革开放,第一次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特区;第二次改革开放是加入WTO,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第三次开放是“一带一路”战略,这是在前两次基础上更大的开放,是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开放。

  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展现新面孔的最好时机,也是决定中国企业能否在国际上立足、叫响的关键时刻。

  “一带一路”对中国制造,对“新国货”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企业自身来讲,需要在这个机遇中,做好国际化的准备,包括产品、零配件、市场、技术、服务都要国际化。

  《瞭望东方周刊》:在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过程中,新国货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魏建国:“新国货”走出去,不要首先考虑中国企业的利益,不要考虑中国自己一家的利益,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始终贯彻合作共赢、多予少取等原则。“一带一路”的愿景就是政府部门和企业不能急功近利,要长期打造,让当地企业、百姓和国家得到好处,觉得中国是个可靠伙伴。

  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好的质量、好的技术走出去,要培养好当地的技术工人,不能保守,要做好本地化。要把中国的文化跟当地的想法、习惯以及其他文化结合起来。

  特别是品质的升级,现在是关键时期,如果抓得好,很快就能上去;而如果抓不好,“世界工厂”可能就垮了,就让别人抢走了。对“新国货”来讲,现在是最好的机遇,又是真正的考验。

(责任编辑:DF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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