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迪:我关心的是社会问题

2017年11月06日 00:15
作者:李天骄
来源: 中国慈善家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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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透数据,吴迪利用照片、视频等视觉方式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和想象力。“用艺术的方式展现社会问题,会产生更持续的影响。”这也意味着,他在社会问题中寻找自己的创作缪斯,“灵感不会有枯竭的那一天。”

  吴迪:当代影像艺术家,善于从艺术、新闻、文献、历史等多个角度诠释作品。

  温和地博弈

  吴迪的工作室门前,是他开垦出的一片绿植地儿。他在里面种上了黄瓜、生菜、小葱,还有一小片薄荷。其间几朵粉色的小野花和一大朵睡莲点缀着,颇有蔬菜花园的意思。屋内的房顶,吊挂着一个巨大的风扇—他不用空调已经多年。

  吴迪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体型微胖,皮肤黝黑。黑边眼镜让他看起来有些学者的气质,但头顶一戳褪了色的蓝色头发却透露出他的“叛逆之心”。他对人似乎有天然的亲近感,可以短时间内消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作为当代影像艺术家,吴迪用他的镜头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从艺术、新闻、文献等多个角度,以一种“侵略性”的方式诠释社会问题—从环保到平权到天津爆炸,不一而足。

  但他每次都能有惊无险地踩在政治红线的边缘,他懂得怎样和政治、权力、利益冲突保持距离。《新京报》首席摄影师陈杰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吴迪的作品能够冲破界限,而我们不能?”陈杰曾凭借一幅记录2015年“8 ·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航拍作品,获得2016年荷赛奖一般新闻类三等奖。他经常邀请吴迪到《新京报》做分享,并在《新京报》上发表了吴迪的多幅作品。

  吴迪最早关注社会问题是在2008年。奥运期间,四名美国自行车运动员戴着口罩抵达首都机场的画面传遍全球各大媒体,国人自尊受挫。此时雾霾问题已经初露端倪,但并没有引发国人的关注,单纯的环境问题上升到了民族矛盾。

  吴迪当时是一家企业的高管,业余爱好摄影。这件事引发了他的思考,“我们国家的环境真的有那么恶劣吗?”发现问题,一定要找到其根源在哪里。“雾霾是怎么形成的?由什么构成的?对人体的危害有多大?”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需要更多严谨的数据和理论支撑,于是开始和一些专业的科研组织合作,后者提供专业的调查和权威的报告,吴迪负责视觉呈现。

  2011年,吴迪开始从艺术的角度把雾霾作为一个作品来进行创作,“我的每一组作品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事件和背景,虽然整个创作手法是艺术化的,但这些东西必须要经得起推敲。深入的调查也好,专业团队的数据分析也好,我只是想对目前这个状况,人、社会和生命做一个扎实的描述。”

  从2008年到2014年,吴迪用六年时间完成了摄影作品《尘浮于世》。这个系列作品拍摄了中国不同地域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在唯美当中发现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视觉反差。”吴迪解释。

  《尘浮于世》的创意和大胆,为吴迪带来了认可。文化评论家朱大可评价,“防毒面具嚣张地覆盖着人的面部,抹除了人的生命、尊严、价值和本质—暗示出某种难以言喻的国民生存恐惧。”

  2012年,吴迪与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对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钱塘江污染事件进行调查和呈现。11月20日,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潮流·污流:全球时尚品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报告,指出ZARA、CK、美特斯邦威等20个国内外知名时尚品牌服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其中含有的人造化学物质NPE对人体危害很大。

  这个调查报告令吴迪咋舌,“ZARA的NPE超标了2800倍,假如你穿着这些品牌,一出汗,NPE就会通过皮肤渗透到体内,很可能导致人不孕不育。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危害,没有这个意识。”

  吴迪与绿色和平合作,从ZARA下手,开始“橱窗女复活”行动。他将北京6家ZARA门店橱窗里的限量版服饰全部买回家,请来20名模特,做着和ZARA橱窗模特一模一样的姿势,站在那6家ZARA门店门口。不仅如此,他还在每件衣服上贴上一张二维码,扫二维码后会出现绿色和平的一段语音:“ZARA服装有毒,希望ZARA能够改变制作工艺。”

  吴迪回忆,“那天我们突然行动,ZARA以为是为他们搞的全球街拍活动,开始还支持我们去做。”最后一个模特出现在ZARA北京前门店,她拿出一封信交给了该店负责人,“然后所有的新闻全上来了,在舆论的倒逼下,ZARA全球总部在15天后作出回应,表示一定改变制作工艺,减少污染。”

  不久,吴迪与绿色和平乘胜追击,共同构思创作出一部集影像、装置、行为艺术为一体的跨界作品—十个身穿有毒印染品牌服饰的塑料模特,站在萧山区临江工业园钱塘江百万吨排污口污染源围观。

  拍照的过程,腾讯视频同步直播。为了在结尾引发公众的参与感和深思,吴迪每天计算钱塘江涨潮的时间,希望借助潮水达到“瞬间把模特淹没,形成一种无形力量”的效果,“不要觉得环保这事儿和自己没关系,破坏环境最后遭殃的还是人类自己。”

  不到四个小时,直播的点击量过400万,照此趋势,一天的点击量将达到1200万-1400万次。但很快,网站负责人给吴迪发微信:“我们得撤了,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施压了……”视频最后下架。但对这个结果,吴迪已很满意。这组作品最后以《围观》之名问世,并获得《美国国家地理》2012年全球摄影中国区自然类二等奖。

  图片中的“黑色旋涡”是萧山区临江污水处理厂百万吨级排污管向钱塘江排放的含多种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水。来自印染行业的“有色污水”与江水混和产生了一条几百米的“彩带”。这里有很多隐喻—遇事围观吐槽符合国民性,模特身上裹着的纱布象征着环境污染给人带来的伤害。

  “其实《围观》这个系列,我的态度并不是去揭露和批判中国有这样的地方。在法国展览的时候,有人问起,我会质问在座者有几个没有穿过这些品牌。他们有穿过实际上就是在支持这个污染,是他们把这个大垃圾场放在中国,然后又说这个国家在污染全球。作品要让人去思考,到底是谁制造了它。”

  在国内,《围观》系列作品依然可以在各大媒体的图库中搜索到,“我从不在作品的名字上阐述立场,我不会用‘污染’、‘有毒’这种字眼,从摄影的角度看它就是艺术作品,就是有人围观,找不出毛病,但懂的人自然懂。”

  扎根社会

  前几天,吴迪兴致盎然,在花盆里栽了一把生菜、一颗生姜,一个宝蓝色的精致小花瓶里还插了一把小葱,作为盆景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贯穿了吴迪的生活和作品。2016年的作品《万山红遍》,是吴迪对李可染1964年创作的红色山水系列之一的《万山红遍》的“解构”,后者在中国嘉德2015年秋拍卖出1.84亿的天价。出自吴迪之手的这幅同名“红典”,乍一看还以为是笔墨粗糙的复制画,仔细一看却是用无数野模大尺度照片拼接的新作品。

  这些照片并非来自毛片的截图,而是中国摄影爱好者“地下活动”的产物。这些摄影师聘请野模特在指定的地点拍照,没有任何艺术性,只为满足占据主导权的观看者和拍摄者的欲望。

  通常,摄影师会付给野模1600元/小时的报酬。当这些照片积累到一定程度,摄影师会将照片在网络上打包出售。一个文件包里有几千甚至上万张照片,最便宜的1.5元几个G数千张,最贵的也不过7.5元。

  人体摄影这个庞大又廉价的产业链在地下暗然涌动,一直致力于平权运动的吴迪颇为震惊—消费女性身体产生金钱,这种逻辑源于社会对女性的物化,以及女性对自身的轻视。

  吴迪从网上购买了12万张女性私房照,拼接成李可染的《万山红遍》。艺术评论家曹喜蛙评价,“看似荒唐,实则并不意外,尽在情理之中,恰是对红色经典的拘谨、僵化的消解,是对‘革命’古板、反人性、反人道的一种回归。”

  无独有偶,“裸贷门”事件爆发,吴迪震惊又愤恨。“(裸贷)这里面涉及到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往上归咎的话,还是社会形态、人文教育出了问题。参与裸贷的大学生中,师范类院校的女大学生占比很大,特别不可思议,她们以后是要出来教书育人的。”

  他发散思维,借用莫迪利阿尼的经典作品《仰卧的裸女》,将从网上下载的裸贷女性图像缩小尺寸,拼接成一个大型裸女。为了保护隐私,吴迪把照片中的女性形象统一修成“网红脸”。

  多数情况下,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会在一瞬间帮助吴迪完成创作。

  2013年1月13号早上八点,绿色和平负责人打电话给吴迪,“今天(雾霾)要爆千,你赶紧想想有什么东西能出来。”

  十分钟后,吴迪回复对方,“找个5岁左右的小女孩,一个银色气球、一个绿色气球,一个氧气袋,一个导气管。9点半到三里屯集合。”

  银色象征金属,绿色象征环境,小女孩鼻子接着呼吸管,呼吸着气球里仅剩的洁净空气。这一系列作品被吴迪命名为《霾之祸》。很快,这一作品成为中国雾霾的一个符号,被80多家媒体使用,包括《洛杉矶时报》《焦点访谈》《三联生活周刊》《新周刊》等。柴静的雾霾视频《穹顶之下》也使用了这一系列照片。

  穿透数据,吴迪利用照片、视频等视觉方式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和想象力。“用艺术的方式展现社会问题,会产生更持续的影响。”吴迪在接受《洛杉矶时报》记者Julie Makinen采访时说。这也意味着,他在社会问题中寻找到自己的创作缪斯,“灵感不会有枯竭的那一天。”

  这种看似灵光一现的“天马行空”,来源于岁月的打磨和对社会的洞察。2014年末,uber进入中国市场,吴迪当了一个月的uber司机。“(约车)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他开跑车,年轻的姑娘喜欢和他搭讪,有人调侃“帅哥,你是不是孙红雷啊。”换成雅阁,年轻人喜欢叫他“师傅”,坐在车里玩手机全程忽视他。

  吴迪有自己的野心和想法。车上的故事被记录在行车监控中,他要把这些对社会变革产生影响的事物,用视频记录下来。“当代艺术比如摄影,本质就是信息记录,和社会发生对话发现问题。当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它一定会给社会带来一种变革。”

  之后他又体验了“滴滴出行”。这组片子庞大,吴迪不急于剪辑出来,“整个行业会有一个变化,时间纵横越长,这个东西能引发的作用越庞大,要等到合适的机会发出去。”

  当代艺术要和社会发生关系,一定要扎根社会,这是吴迪对自己的要求。“我发现很多艺术家真的就是跟世界脱轨,关门自己搞创作,外面发生什么不知道。”

  2015年直播横空出世,很多年轻人聚集在直播平台上,这引起了吴迪的好奇心。“我要知道直播是怎么回事。”

  他在映客上注册账号,每天直播自己的工作室,和年轻人闲聊,第一次直播就有2000多人围观。“我在映客一下午赚了1600多块钱,这帮人给我送礼物,我还一直说,你们千万别送,浪费钱。”和年轻人的互动让他深知社会的变化,“现在已经是90后的天下了,得知道他们想什么。”

  前几天,他和几个艺术家朋友吃饭聊天,有人问“年轻人现在都在干什么?”“玩直播啊。”吴迪回答。“什么是直播?”对方反问,吴迪耸耸肩,不知道该从何解释。

  有点责任感

  7月30号下午四点,吴迪身着黑色T-shirt、黑色长裤,踩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出现在798虹墙艺术画廊,参加帮助患病艺术家曹喜蛙的义卖活动。42位艺术家的义卖作品全部以一万元的低价售出,这只是市场价的三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吴迪身上有东北人重感情、讲义气的特质,但他也觉得自己还有一种什么都想掺和一下的“欠儿劲”。在吴迪老家黑龙江庆安附近有个叫石尹的地方,原来叫石人沟,最早可以追溯到辽金时期。那里的石人被历史学者断定为将军墓,但没有被当地人保护,石像残损严重。吴迪的同学在当地文化局工作,文化局领导下批文把石人沟里的神像全部搬走,“神像脑袋都弄丢了,他们根本就不懂那些历史,不知道那些东西多珍贵。”吴迪跑回老家,在文化局办公室冲着自己的同学大骂,“你们都是猪吗?”

  但他更像一个有点儿“欠儿”的斗士,喜欢像“侠士”一样铤而走险。2014年初雾霾严重,人心惶惶,吴迪和几个艺术家朋友构思了一个“快闪”活动。他构思了一个轮廓,然后在艺术家圈子里招募“演员”,并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天坛门口集合。

  第二天,20几位艺术家出现在约定地点,戴着厚厚的口罩,齐刷刷躺在天坛门口,吴迪在三分钟内抢拍几张后,艺术家们迅速撤离。这个作品被吴迪命名为《祈祷蓝天》,刊载在第二天的《新京报》副刊。

  评论家杜曦云评价这幅作品是“用艺术在雾霾中迂回”。“面对严重的雾霾,与直接的态度和行动相比,艺术的方式毕竟是曲折的、含蓄的、遮遮掩掩的,他一方面是巧妙的,另一方面是无奈,是沉默和呐喊之间的暧昧地带。比起沉默的人,他们已经够勇敢。”

  然而,不是每一次都能有惊无险地完成创作,很多情况下,吴迪眼看真相就在眼前也无计可施。2012年,他和绿色和平合作,拍摄呼伦贝尔草原塌陷形成的“天坑”,作品没有完成,一行人还差点被带走。多年之后吴迪和记者复盘这一事件时,依然觉得险象环生。

  回到北京后,吴迪发了一条关于天坑的微博,并配上一张图片,冯小刚转发了这条微博,并在电影《私人订制》片尾加入天坑的镜头。经过多方努力,天坑最后被填平。虽然很多时候作品没法完成,充满遗憾,但吴迪感念,“能把问题解决才是最终目的。”

  帕拉蒂诺说,“我讨厌绝对的、没有神秘感的艺术。艺术是有规律的,他应该不断提出问题,而从不给出答案。从来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不断的转移,不是向外,而是向内。”

  吴迪把这段话发在微博上,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恪守的准则。

(责任编辑:DF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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