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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疗科研人的停顿和冲刺 独家专访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于君

2017年12月27日 14:16
来源: 品途商业评论
编辑: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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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于君教授的话,“我现在是一个关起门来搞科研的人”。其中意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科研的天梯太高,和时间赛跑有时是一种迫不得已。

  在于君从医的时间曲线中,1998年是一个分水岭。之前可以用两个词来归纳——求学和临床。1998年以后,于君定居的地理坐标开始在世界各地不断游移。北京、德国、澳大利亚、香港……串联起这几个坐标,我们能隐约发现一个医疗科研人几十年的停顿、冲刺,乃至迟疑。

  扎进科研的19年里,于君在消化道肿瘤分子机制、肿瘤基因组学、肿瘤分子标志物鉴定、肿瘤基因治疗等领域表现卓越,越来越多的奖章被镶嵌在她的履历中。2017年12月9日,于君再获殊荣,摘得2017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学者奖。

  在颁奖典礼的前一天,刚到酒店,于君就马不停蹄地接受了《四百味》的专访,紧凑的时间里,话题被一次一次展开,采访时长也不知不觉间越拉越长。这是《四百味》在很多医者身上观察到的执着和认真,做一件事,就做好,有时无暇顾及太多。

  这样的执拗贯穿在于君的每一次辗转当中。

  她的博士导师是我国著名的消化专家张锦坤教授,博士期间从导师那学到了丰富的临床知识和科研技能。那时候,于君马上面临博士毕业,他的导师张教授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希望她留在同济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实际上,能获得这个机会,对很多博士生已属难能可贵。但当时在于君的念想里只有一个目标——去北医。

  原本6月30日就可以办完的离校手续,被拖了半个多月。张教授为了留住于君,甚至把太太搬来给于君做工作。有段时间,张教授见了于君很不开心,不说话。但尚未改变她去北医的决心,最后找张教授签字的时候,老人家只写了姓,然后画了个圈。于君回忆道,“他说我同意你1/3,2/3不同意”。

  但是有了这个圈,就意味着可以走了。

  到了北医的两年后,于君突然接到消息——张教授突发心脏病去世。

  于君来不及准备,二话不说买了辗转几次的绿皮火车票,一路快马加鞭,最后从火车站坐着人力三轮车到达目的地已经是凌晨4点。张教授的太太一见到于君就是抱头痛哭。

  临走前,于君抱着沉甸甸的遗像,和导师一家送走了老人,导师的恩情至今难忘。

  不同时代的医患关系

  不管是读研究生,还是读博士,于君认为她都遇到了良师。他们拥有纯粹的医德,对知识如饥似渴。这些精神直至今日,在于君身上都留有明显痕迹。

  于君表示,现在的医生和过去比,区别最大的是当时的医生除了日常临床工作以外,更愿意把剩余的精力放在钻研业务提高临床技能。

  而对比上世纪90年代,当时整个中国的医疗环境和目前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尤其是在医患关系上。

  于君回忆起来,用“医患关系非常好”来描述当时的行业状态,“很少有现在这种病人和医生打架、闹矛盾的情况。”

  “当时那种环境就是一种无私、忘我、奉献的氛围。那时候我住在人民医院旁边,我们医院租的招待所,星期六、星期天也会自发地跑到急诊室,到病房看病人,虽然一个月只挣几百块钱,但挺充实高兴的,会有很多病人朋友。”

  于君解释道,现在大家生活水平好了,大家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病人的要求高了。但相比之下,大部分医生的收入并没有得到合理的提升,各种综合因素导致了现在的医患问题。

  这和目前香港的医患关系有着鲜明的对比。

  在香港工作10多年的于君,列举了三个差异点:

  香港、日本,亚太地区还有其他的国家,普遍是尖子生去读医,入学开始已经是天之骄子。国内门槛相对没那么高,而且医学院校比较多,读医相对容易很多,这是第一个差异。

  第二个差异,香港的医学生毕业以后工资很高,工资决定了身份,以及社会地位,受尊重的程度。电视剧里都会教育孩子,将来要当医生、律师,可见医生的社会地位之高。

  第三个差异,香港和国际接轨更紧密,内地这方面也在逐渐接轨,但可能还需要数年的过渡。

  此外,内地与香港的医生工作状态也有着明显差异,国内的临床医生更忙于病人,尤其大医院的病人非常多,病人看病相对容易。香港公立医院的医生接诊量相对比较固定,需要预约才可就诊,预约时间一般较长。

  “香港医生的时间是受保护的,但我们内地的医生,有时候挺难的,我也很理解他们,加班加点,没白没黑忘我的工作。希望他们的付出可以得到尊重和理解。”

  “记得前一段时间我母亲住院,在河北二院(河北最好的医院),我去找主任聊母亲的病情,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就一会的功夫,那些病人还有家属进主任办公室的门就和菜市场一样,一会一波,一会一波, 医生也很耐心地接见解释,这在香港是不可能的事情,病人没有预约很难私自见到医生。”

  科研赛跑

  在北京执医期间,于君看管一个病区,同时也在门诊之间轮转。这期间,于君开始有了想要进一步突破的想法。与此同时,同济的博士生同学纷纷开始出国,而来北京办护照、办签证是他们的必经之处,他们一来就住在于君的住处,看着一个一个同学相继走出去,对当时的于君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1998年,于君义无反顾飞往德国,与此同时,也开始从临床转到了科研。在德国,她在欧洲做幽门罗杆菌和胃癌的著名消化专家Peter Malfertheiner教授指导下做博士后研究共一年零七个月。

  从临床到科研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临床的挑战是疑难病例,是看不完的病人。但科研更多是与时间的竞速赛跑和科技高峰的攀爬。

  “其实我做医生的时候都是教学医院的消化科,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香港中文大学的附属医院,还有在德国、澳大利亚全是在附属医院。只要是在这些地方,体系是一样的,教书、做临床、做主治、副教授、做教授,差异不大,以前主要是做临床,现在是做与临床相关的科学研究。”

  在科研领域,开拓创新成为了一个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不再是嘴上说说。不进步不创新,就会被淘汰,香港的医疗科研体系人才济济,融汇国内外的优秀尖子人才和名牌大学毕业的医学和生物医学科研精英,竞争激烈,大浪淘沙。

  于君所在的实验室,是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政府每年会提供500万资金,而今年,中国科技部开始直接为他们输送资金。就在不久前,实验室刚刚收到一笔99万的科技部资助,这只是一个开始。

  于君感慨,“科研是永远做不完的,你发了一篇文章,就要有新的领域要做。你拿了今年的基金,就要准备下一个目标,所以你每天在赛跑,这是挑战性很强的一个工作。需要扎扎实实,持之以恒和全力以赴,刻苦钻研。只有不断地努力才会有新的成绩和成果,希望靠自己的努力为医学科研事业做一定的贡献”。

(责任编辑:DF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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